给予祠堂文化内涵以科学诠释

汤可可

　　无锡祠堂文化研究，涉及祠堂、宗族、族谱、名人、祭祀仪式及家训族规等各个方面，近年来挖掘大量资料，形成丰硕成果，彰显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扩大对内对外文化交流，为惠山祠堂群的保护、修复提供依据，为乡土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基础。祠堂文化研究就其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地位而言，只是一个较小的门类，而就其内涵而言，却具有巨大的涵盖范围以及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推动无锡的祠堂文化朝着科学研究的方向不断深入，可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它的遗产价值。

　　科学认识宗族组织的性质和形态
　　祠堂和祠堂群作为一种传衍至今的文化传统的载体，与宗族组织、宗族生活、宗族观念相伴生，具有家族和姓氏的鲜明特征。但它又不局限于家族祖先的祭祀，而是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的经济社会生活相联系，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祠堂文化到底具有哪些对整个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来说突出的、普遍的价值？这当然只能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就这一意义而言，祠堂文化研究应在系统梳理历史文献、口述档案、实物遗存等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对围绕祠堂展开的人们的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从社会关系、礼法制度、精神理念等方面，认识其内在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祠堂和宗族组织，是重要的社会组织构件，有着复杂而稳定的结构，深入中国社会的内层。历来学者对中国宗族组织、宗族文化的研究褒贬不一。西方学者最早对中国宗族的认识，着眼于中国社会封闭、落后的根基。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未被打破、持续至今的氏族的团结和氏族长老的卓越地位”，为官吏和家族统治集团提供积聚资产的机会，而“与合理化的经济性经营共同体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M·韦伯《儒教与道教》）。这一观点影响相当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宗族、村落、行会组织，呈现为封闭的状态，遏制了追求合理经营的个体经济理性，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发育的根本原因。对此，需要恰当把握无锡惠山祠堂群这样的典型样本，从宗族的分化和族田、族产的开放经营等切入，深入研究，正确判断宗族组织及其经济功能的特性，分析其外部适应性，以及它对中国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从而对西方学者的议论作出正确的回应。
　　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宗族组织和祠堂较多存在于农业经济和商业流通相对较为发达的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杰克·帕特曾指出：“在中国，宗族组织发达的地区，恰恰是比较‘近代化的’、商业获得蓬勃发展的地区。”（J·帕特：《传统中国的土地和宗族》）因为维系祠堂和宗族活动，不仅要依靠一定的农业生产剩余，而且需要商业经营积累的资助。但是也有学者将江南地区宗族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开发的后起，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即所谓地区经济“后发性”和社会“边陲性”带来的“社会外威胁”。莫里斯·弗里德曼说：“由于陆上有山贼，海上有海盗，防卫就成了村落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促进村民“以父系宗族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加强防卫（M·弗里德曼：《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要对相关研究结论作出恰当的说明，需要真实还原经济发达地区宗族组织发育的轨迹，对宗族组织的历史功能作出科学的归纳，从而正确揭示宗族兴起的本质原因。这也正是无锡祠堂和宗族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
　　除了宗族兴起的原因和历史作用外，关于宗族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同样引人关注。费孝通根据他1930年代的江南田野调查，得出结论说，宗族这一类大型父系血缘集团，是住在城里的乡绅家族所特有的组织，而这在农村中非常少见。此说一方面受到国外学者的批评，认为他对不符合自己分析框架的事实有意作了回避，农村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具有地缘性特征的血缘组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外学者顺着费氏的思路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农村中血缘意识非常淡薄，因为同族贫富分化加剧，宗族团体的血缘一体感“非常脆弱”；相反，祠堂、义庄是“居住在城镇的富人”（即所谓“城居地主”）的所有物，他们通过高利贷资本和乡绅与官府权力的结合，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村松裕次：《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制》）。无锡惠山祠堂群在城区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祠堂，是否可以印证费孝通和某些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样有待于依据调查和研究，对宗族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及其祠堂作为文化遗产的类型定位，作出确切的科学概括。

　　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祠堂功能
　　近代以来，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相伴随，中国传统宗族制度开始发生深刻的分化演变。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宗族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家庭和个人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主体。与此相对应，宗法族长制开始松动，人权意识逐渐增长；大宗嫡长任族长的情况出现变化，选贤任能的做法越来越得到肯定；少数绅衿把持祠堂和宗族组织的情况发生改变，普通族人及同姓人氏参与祠堂活动和宗族组织管理越来越普遍，宗族组织的平民化、社团化呈增强趋势。作为一种文化观照，祠堂文化研究应该在深入挖掘、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努力梳理传统，展现价值，提供见证，揭示规律。
　　祠堂文化研究，应以宗族和祠堂基本制度的研究为基础，包括宗子制度、族长制度、婚配制度、子嗣制度、族产经营管理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对祠堂的专项功能和专门制度作展开的研究。
　　（1）祭祖。宗族通过祭祀祖先发挥“敬宗收族”的功能，在对共同祖先（迁移始祖，支派之祖）的追念中，增强族众的凝聚力。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包括庙祭（亲族合祀）制度、家祭（家庭私祭）制度、墓祭（墓前设祭）制度、五服九族制度、承祧制度等，体现在祖先面前确认族人间尊卑序列的血缘关系。同时，对宗谱“别世系之源流”“志生人之始卒”的功用，以及宗谱的内容体例、修编规范、分发办法、收藏传承等，也要作认真的梳理。
　　（2）规约。历史上的望族都有明确的族规、家训，通过宗族的规约和规约的执行，发挥宗族的自律功能，规范族人的行为。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应包括族规、家训的基本内容，也包括规约的执行方式；应包括强制性的制度规则，也包括劝导性、约束性的道德规范。特别要关注族规、家训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衔接，依靠规约加强管理，“维人心，固族谊”，有效调节族中的人际关系，维护家族运行秩序的过程和效果。
　　（3）助学。宗族的繁衍发展需要得到官府的护持，与社会和谐共融，这就需要族中的优秀人才不断进入统治集团和社会管理层，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宗族历来重视教育功能的发挥。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可以放在族产的集聚、义田义庄的经营管理；办学方式和办学情况；助学、奖学的规定和实施情况等方面。各宗族杰出人物培育成长、建功立业、立德立言的情况，以及翼护家族、造福桑梓的情况，仍然是挖掘资料、深入研究的重点。
　　（4）救济。族产的形成，除了用于教育子弟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用以恤养族中的鰥寡孤独，保持家族的和睦、稳定。这在传统中国发挥了家族和村社的重要救济、保障作用。研究应重点对赈济、抚恤的对象、方法、标准加以梳理，对于修筑道路、桥梁、圩塘、宗祠家庙等公共设施，建立义冢瘗葬族中贫寒者等，也要分类加以研究。在研究族产聚合、管理的同时，对田产、房产、储谷、银钱等不同类型族产的租佃收租、存放生息，以及收益的处分、分配、使用办法和情况，也要作出系统的研究。
　　（5）社会整合。随着社会迁徙流动的加剧，宗族聚居的形式被突破，宗族与宗族以外社会成员的交往日益密切，宗族之间和宗族外部通过婚姻、雇佣、商品交易、学艺传授等加强联系，宗族的一些制度、规则、理念（例如“以孝事亲”、“和睦共处”、“扶危济困”等），会对社会整合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宗族内部“图产争继”的财产诉讼，宗族之间争夺资源的聚众械斗，以及家族政治、社会身份的世袭传承的保守倾向等，也对社会的分化、重构有多方面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揭示惠山祠堂群的文化意蕴
　　惠山祠堂群还有着若干不同一般的特征，一是以名贤祠为主，多数祀主为各宗族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忠孝贤能之士，而并非宗族及支派的始祖，这就在尊崇祖先的同时，突出了崇尚贤良的意义，增强了祠堂的教化功能；二是集中成群，在有限的地域范围里集中了上百个祠堂，这就超出常见的一村一族一姓的格局，各堂相互比照、相互沟通，这为社会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三是祠堂建立在清静幽雅、古时文人聚会的惠山山麓，一些祠堂还建有园林，垒石成岩，回廊曲桥，菊圃莲池，适合于宴饮、娱乐和文化雅集，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文空间。
　　惠山祠堂文化研究，是针对特定对象的研究，要求具体、深入，要重视历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为祠堂实体及其内在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护、管理、展示，提供可靠的依据，切忌空泛、虚化。但又要避免就事论事，要在一定的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将研究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概括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使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完整而正确的诠释，这正是祠堂文化研究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