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近代无锡籍“红楼学者”

陆 阳 　文

　　现在的中国人，即使没有读过《红楼梦》原著，多多少少也知道些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自这部巨著诞生以来，很多学者热衷于考索揭秘，希望能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它内部景象的窗户，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据不完全统计，无锡籍“红楼学者”就达十数人之多，现当代著名的当属王昆仑、冯其庸、朱南铣、朱淡文、陈熙中、顾鸣墉等。在此，笔者不揣谫陋，撰文介绍几位近代的无锡籍“红楼学者”，不免挂一漏万，以此求教于方家。

　　邹弢：认为曹雪芹是无锡人
　　邹弢（1850-1931），字翰飞，号酒丐，出生于今天的新吴区后宅。早年先后任《申报》《益闻录》等报刊编辑，后辗转陕西、湖南、山东、北京，任幕府记室，戊戌政变几被株连，避居教堂才得幸免。从此以后不问政事，在启明女校任教达17年之久。正是在启明女校任教期间，他与杨绛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邹弢将曹雪芹的籍贯锁定为无锡。他在《三借庐笔谈》（光绪七年[1881]刊本）卷一一《石头记》写道：“《樗散轩丛谈》云：《红楼梦》实才子书也。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孝廉某所作。巨家故间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时，苏大司寇家因此书被鼠伤，遂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贾借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临桂倪云癯大令鸿言曾亲见之。其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或谓高兰墅（鹗）所补，又谓无锡曹雪芹添补，皆无确据。”
　　邹弢提及的《樗散轩丛谈》，刊印于嘉庆九年（1804）。此书卷二《红楼梦》有言：“……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樗散轩丛谈》的作者陈镛，名兰冈，今江苏吴江人，居住北京多年。对于《红楼梦》作者，他认为是康熙年间一位在北京做家庭老师的常州籍举人，但他又直言“初不知作者谁何”，语气不够确凿，且有自我矛盾之嫌。据他所述，《红楼梦》　最初是在苏大司寇家因鼠伤而交付书坊抽换装订，从此得以传抄留世，时间是在乾隆五十四年。苏大司寇，名叫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在乾隆五十七年擢刑部尚书兼镶红旗汉军都统，也就是所谓的“大司寇”。乾隆五十四年，苏凌阿并不在“大司寇”职位上，因而陈镛所说时间似有不确。
　　时隔50余年后，倪鸿在《桐阴清话》（咸丰八年[1858]本，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卷七中写道：“《樗散轩丛谈》载：‘《红楼梦》实才子书也。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乾隆某年，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具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云云。按《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皆高兰墅（鹗）所补，见《船山诗注》。”在此，倪鸿所引陈镛《樗散轩丛谈》已非原文，词多删节，关键处如“乾隆五十四年春”径改“乾隆某年”，“后四十卷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径改“后四十卷不知何人所续”，但又引《船山诗注》之说，断言八十回后系高鹗所补。
　　过了20余年，邹弢又引用了陈镛《樗散轩丛谈》的内容，并加入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后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或谓高兰墅（鹗）所补，又谓无锡曹雪芹添补”，但又“皆无确据”。至于无锡曹雪芹确系何人，是否由其添补后四十回，邹弢并未展开详细论证，也无任何确凿的材料。
　　其实，陈镛、倪鸿、邹弢三人所记，实系一事，悉从陈镛而来，只是先后引用，再加入己意缀拾而成。
　　邹弢是一个十足的“红楼迷”。他说：“《石头记》一书，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阅后复阅，不仅手不释卷，甚至“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馆侍者”。邹弢是尊林抑薛派。他说宝钗为了争一宝玉，竟“矫揉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他的好友许伯谦，是尊薛抑林派，认为黛玉尖酸，宝钗端重。两人红学观点对立。有一次两人共谈《红楼梦》，因“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看得出，他们就像我们今天的许多影迷、戏迷、歌迷一样，为捍卫自己崇拜的偶像，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作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孙静庵：开“政治索隐”的先河
　　《红楼梦》自成书以后，即有学人把一些从历史著作、野史杂记、文人诗词或随笔传闻中搜集到的材料，与《红楼梦》里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印证，探寻书中隐去的“本事”和“微言大义”。这些学人，就是所谓的“索隐派”。
　　在早期索隐诸说中，“明珠家事说”不仅出现最早，影响最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他们认为贾宝玉影射纳兰明珠，或影射纳兰性德。自孙静庵始，将索隐的目光投向了皇宫。
　　孙静庵（1876-1943），名寰镜，今惠山区石塘湾人氏，早年加入兴中会，投身革命。后归隐家乡，以文字为生，一生著作达数十部之多。主要有《明遗民录》四十八卷、《夕阳红泪录》八卷、《栖霞阁野乘》两卷等。正是在《栖霞阁野乘》（1912年中华图书馆刊印本）之中，他说：“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那么，书中“隐入”的“国朝第一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孙静庵首先依凭索隐家们所惯用的“拆字法”进行猜索：袭人的名字，拆开来便是“龙衣人”；黛玉的名字，是取“黛”字的下半“黑”字与“玉”字合，再去其“四点”，便是“代理”二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而礼烈亲王的名字叫代善，《红楼梦》中又有一个贾代善，于是孙静庵认为，贾代善就是影射礼烈亲王（真）代善。
　　孙静庵还说：“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年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将贾宝玉说成皇帝的玉玺，若非具有超常的想象力，一般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孙静庵还推而广之认为，《红楼梦》不仅仅影射雍正夺嫡，“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如海外女子是指郑成功占据台湾，焦大醉骂是指洪承畴醉后自表战功，妙玉走魔遇劫是指吴梅村被迫出仕，等等。
　　孙静庵的观点通常被称作“宫闱秘事说”。实际上，后来的索隐派红学著作，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平心而论又有哪部离开过“宫闱秘事”呢？所以当代学者林同华称孙静庵的“宫闱秘事说”开了“政治索隐”的先河。
　　与孙静庵同时代，还有一位无锡文人“梁溪坐观老人”也有政治索隐之论。他在所编《清代野记》中引满洲名士觉罗炳成的话：“《红楼梦》一书，实隐国初宫闱事，非明珠、纳兰成德之事也。”
　　红学索隐派起源于乾隆时期，兴盛于清末民初。蔡元培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是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索隐派红学专著。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元培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其著《石头记索隐》的主要目的是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鲁迅曾说过：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段话精妙绝伦，道尽了“红楼”索隐的种种情状。

　　王芸阶：为红楼人物画像
　　《红楼梦》自成书以后，为小说绘制插图和以红楼故事为题材的美术创作，盛极一时。光绪八年（1882），江阴王墀（芸阶）的《增刻红楼梦图咏》（上下两册）由上海点石斋石印出版。作者运用美术绘画创作方式，表现了原著众多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全书126个人物形象生动，绘画线条流畅。书中每一幅画都配有一首诗，诗图对应，一诗一画，并且每一幅画都有景物相衬托。诗文书法篆隶行草各体兼有，突出书家写字应意多变的特点，自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增刻红楼梦图咏》是《红楼梦》刊本中的第一个石印本，面世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刊于申江，一时纸贵”，且成为其后所刊小说本绣像的一个母版。目前，无锡市档案馆就藏有此画册。
　　《图咏》作者王墀（芸阶），晚清著名书画家，时人称赞他“精于六法，而仕女尤擅长，得周昉神理”。想来当时其在上海、无锡也应名重一时，然而一百多年的岁月，已经让他湮没无闻。现在他的相关记载，甚至生卒年份，都一时很难查到。能看到的存世作品，除了《增刻红楼梦图咏》，还有《毓秀堂画传》。该画册在《增刻红楼梦图咏》印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九年（1883）同样由点石斋石印出版。该画册内收王芸阶所绘的“释道隐逸英雄侠客”历史传说人物画像160幅，按一图一传记的体例编列，每四十幅为一卷，共四卷（本）。
　　《增刻红楼梦图咏》分别由丁培、悟痴生、高丙三人作序，其中丁培、高丙皆是无锡籍。《毓秀堂画传》印行之时，丁培仍然作序，而高丙则题跋。丁培（1807-1887），字芸石，曾任东林书院讲席。高丙，自称二詹草衣，堂号为二詹堂，生平不详。从他为《毓秀堂画传》所作的题跋中，可知其时王芸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毓秀堂”是其“起居旧室之名也”。这又是有关王芸阶的一丝讯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