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人的抗战记忆之二：亲历抗战

　　在征集稿中，几乎所有的来稿都提及了当今日本政府在二战问题上倒行逆施、对侵华罪行拒不忏悔的问题。可想而知，诸如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课书、慰安妇申诉等一系列事件是怎样地在不断刺激着亲历者记忆深处的旧仇新恨。这是对正义的挑衅，对此，所有作者的想法是统一的，那就是，强国才能不受凌辱；而对于逃脱罪责、拒不为战争忏悔的日本政府而言，倒行逆施只会把自已置于更强大的正义力量的对立面。抗战胜利已60年，为什么老人们还那样记忆犹新？身处和平年代，我们需要听听老人们的回忆——

1937年10月，太原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179旅赴前线作战，太原市民前来送行，军民振臂高呼抗战口号，士气高昂。

 

洛社小学内的屠杀 
    （作者：杨钧卿 洛社影剧弄3号）

　　一九三七年冬，洛社沦陷后不久，日军一支波田部队的小分队进驻原洛社小学内，并在洛社大桥顶上和桥下运河岸上设立岗哨检查过往行人和船只。
　　1938年初春，一艘上海驶来的满载难民的船经搜查后不知何故船上人员全被押进据点。据当年目击者估计约有三十人左右，男女老少都有，以后未见释放，生死未卜，空船也随波漂走了。据为日军烧饭的同胞透露出来的消息，日军大屠杀的原因仅仅是搜到一张“大美晚报”的缘故。又过了月余，有个叫严福昌(严家荡村人)的农民在过桥被检查时态度“傲慢”，被押入据点未放出。
　　是年初夏，日军撤走后，严福昌的亲属才找到尸体安葬。据当年目击者、86岁的严子贵老人回忆：那年他和村里十多个壮年汉子一起摇了船由严家荡到洛社去收尸，进了学校也不知尸体埋在何处，四处寻找后，看到防空洞口被泥土堵塞，便怀疑可能在洞里。他们用锄头将泥土扒开，扒着扒着有人惊呼“找到了！找到了！”大家拥上前观看，洞里有好多尸体，便一具一具拖出来验看，直到拖了十多具尸体后才找到严福昌的尸体。只见他的胸前有三个窟窿，分明是日寇用刺刀刺死的，而里面还有好多尸体，他们把严福昌尸体抬出后，仍用泥土将防空洞口堵塞，至此，终于确认以前遭扣押的一船难民已全部遇难。
　　由于遭受“灭舟之灾”，无人传递信息，因此一直没人来收尸。“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那些死难者的家属，还在盼望着他们归去呢。
(注：严子贵老人是洛社镇正明村严家荡人，当年他19岁，是惟一健在的目击者。)

    割下抗日志士的人头示众，是日本鬼子残暴恐怖的一贯手法。据老人记忆，当年在无锡城门等处也常常悬有这样的人头......

 

铁蹄下的生活
    （作者：陶再荪　74岁　　广瑞路广丰二村）

　　1939年冬，北风紧吹，即使穿了棉袄棉裤，也是冷得牙齿要打颤。我们逃难去外地已有大半年，这时乘船在北塘沿河上岸，终于回到了故乡。记得我见到父亲时分外亲切，抱住他的大腿连声呼喊：“爸爸！爸爸！”，一家人又团圆了，再也不用去做小贩叫卖了。
　　我们刚上岸不久，突然听到日本鬼子朝着一个摇船的农村老汉大声叫喊，也许是没听到的缘故，小船照样前进，此时一艘日本快艇迅速追上去将小船拦截，强迫靠岸。只见翻译在鬼子的命令下，逼老汉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为了不沉入河中，老汉双手扒在岸石上。随后，只听得一声悲惨的“啊呀！”声，凶残的刺刀已插进老汉的双肩，顷刻鲜血染红了水面，再也看不见老汉了，只有小船在漂游。六岁的我吓得躲在父亲的身后，刚想大声哭叫，一只大手紧紧地捂住我的嘴巴。就这样，一家人眼泪盈眶默默地回家了。到了江阴巷，那里已是一片焦土，哪有家啊！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给我家的“恩赐”啊！母亲、姐姐等放声大哭直至泣不成声，怎么生活呢！？
　　1942年6月，生活趋于正常，我放学回家吃午饭，出校门不久在江阴巷警察署门口看到围了一圈人，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署长李达放出狼狗，撕咬青年的大腿，青年的裤子被咬破，鲜血喷出，青年求饶，但狗还是又一次扑上去，这个青年顷刻血肉模糊地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呻吟。狗被拉走了，围看的人愤怒痛苦地散去。我回到家中，将见到的情景告诉父母，原来，那青年只是开汽车的司机，他送货到布行弄时违反了交通规则，区区小事就遭此残暴，铁蹄下的人哪有活路可言！
　　1944年7月，赤日炎炎似火烧，大约八点多钟，许多人在老北门抬头仰望，我也随之望去，只见一个30多岁的人被捆帮在十字架上，树立在高高的城墙上面，与耶稣受难的情景相仿。有人在议论：“早晨六点钟不到就捆在上面了，但人还算好，头还抬着呢。”我看到后，急着进城，先向鬼子鞠躬，再让鬼子搜身，当时人人如此，像小偷一样，哪有人格可言。到下午5点多钟，我出城门走到吊桥处回首向城头上望去，十字架上的人头已垂下，大约是不行了。把人暴晒在夏天的烈日下12小时，不给吃、不给喝，直到折磨至死，这种残酷的示众方法只有鬼子才想得出来。据大人说，这个人是抗日志士，我心中向他默默致敬：“他是英雄！”
　　沦陷区的人们不但生活在恐怖中，文化上也遭受着奴化教育。我上五年级时，听说要学日语，非常反感，同学们认为学日语是去当翻译当汉奸，哪个会愿意学呢？可是教日语的老师非常毒辣，常常带着戒尺进课堂，凡是半假名读不出、读不准，就要打手心……小学毕业时，若日语不及格就不发毕业证书，强迫学习。
　　1945年9月3日，日本向盟军办完无条件投降仪式后，国内正式宣布“我们浴血奋战的八年胜利了。”我们二十多个中小学生在我二哥带领下，人人手提自制灯笼，唱着歌曲，在北大街北塘沿河游行，真是扬眉吐气，高兴极了！我们目睹了鬼子放下枪支，乘火车遣送回国，汉奸署长李达被抓进大牢关了起来，还听说教日语的老师也是汉奸，丢了饭碗，真是大快人心！

1940年反扫荡，边区兵民在山头架骑土炮准备打击敌人

 

忘不掉我父亲的惨死
    （作者：汤企峰 退休教师 广丰三村16号）

　　我父亲离开我已六十多年了，他是被日本鬼子活埋而死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悼念我父亲的文章，一直未曾落笔。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而日本领导人仍一再参拜供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侵华日军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因此我下决心要写这篇文章，一来告慰我的父亲，另一方面，也要将日军侵华对无辜百姓所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记录下来。
　　我父亲生前在宜兴闸口镇万福小学当教师，与邻村的一位姓陈的老师在一起。这学校离我家大约十多里路，而与我家姑母只隔一里多路。当时家中有祖父母、母亲，还有一个妹妹，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哪知，祸从天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后，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掳，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就在我父亲在万福任教期间，日军在那里几次实行扫荡。由于这所学校地处偏僻，离公路较远，所以是我们抗日力量聚集的地方。当时新四军就常去他们学校休息，也在那里印制一些饭票。
　　1943年春夏之际，日军又来了，先是和新四军打了一仗，而后开始“大扫荡”，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老百姓只能四处躲藏。当时我父亲和陈老师都在学校，安排学生全部离校后，也准备转移。但此时已来不及了。日本鬼子冲进了学校进行大搜索，他们发现了印制饭票的蜡纸后愈加疯狂了。我父亲与陈老师虽已逃到学校附近的麦田里，但还是被抓住了。当时陈老师虽快逃一步，未被抓住，但被日军用单刀劈了过去，削掉了半个脑袋。我父亲被捕后，他们竟把我父亲拖到战壕旁边推了进去，随即用泥土和被杀害的我同胞尸体堆上去，活活折磨死了。当时我才五岁，妹妹才两岁，一个好好的人家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破坏了，当时我祖父母、我母亲的伤心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与日军交火的时候，人们都不敢外出，直到“大扫荡”后日军撤走，人们才出来打听消息。我姑母当时就打听到万福一仗死了好多百姓，还听说学校里两个老师也被杀了。那时他们急得不得了，一方面去万福附近看情况，一方面派人到我老家喊人赶往学校。当时仅发现了陈老师的遗体，没有找到我父亲，后来有人从战壕中发现疑点，大家动手挖掘，果然除了上面一具尸体外，下面的竟是我父亲。据说，当时挖出来时，只见我父亲嘴里和手指里全是泥土，可想当时他是多么难受，是怎样痛苦地挣扎啊！
　　我父亲就这样惨死在侵华日军的魔掌下。

    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炸死候车妇孺200多名。废墟前，一个满身鲜血的幼儿，因为伤痛、惊恐和失去母亲而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哭声，穿越68年的漫漫时光……

 

回忆1941年冬至夜的“城中公园”爆炸事件
    （作者：华钰麟　中联新村103号）

　　1941年12月22日，是传统节日“冬至夜”。下午4点多钟，寒气逼人，平日就冷落的城中公园更是罕有人迹。就在这时，城中公园南面大门内假山旁原来那棵高大挺拔的“女贞”树下发出“轰”的一声巨响，一位男青年当场被炸伤下肢倒下，另一位男青年迅速逃离现场。原来这是两位抗日志士携带一枚土制炸弹准备行动，不慎触发炸弹提前爆炸的结果。
　　当时在城中公园内的“无锡大戏院”正在放映下午第二场电影，放映的影片是《怒潮》，场内仅有三四十个观众，我是其中的一个。当巨大的爆炸声传进影院，我知道情况不妙，立即逃出影院，向紧靠中山路的公园侧门跑去，刚逃出园门，便听“砰”的一声，园门已被关上，没有逃出公园的观众，随后都被日寇带走，吃了不少苦头。
　　爆炸发生后，驻锡日寇大为惊慌，立即关闭城门，断绝城内外交通，出动大批军警满城搜索。那时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日本侵略者突袭“珍珠港”后每每攻城略地取得军事胜利后，均要在城中公园内的多寿楼前草坪上举行“祝捷大会”，强迫一些学生和少数汉奸参加。这次两位抗日志士在公园内埋炸弹，是对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侵略者的当头一棒。日寇恼羞成怒，对无辜的居民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日寇除了逮捕那位设置炸弹时被炸伤下肢的男青年外，还逮捕了另一位参与爆炸的男青年杨炽庭，杨是城内中山路仓桥下杨顺来百货店的二小开。日寇还不罢休，藉口逮捕“不良分子”，紧闭城门加紧搜捕。
　　就在公园发生爆炸的第四天，一清早日寇便出动大批日军、伪警穿街走巷，挨家逐户地将所有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驱赶出家门，由军警押送至临时集中地。居住在城内东北方的居民集中在城中公园，城西的居民集中在“外操场”(立矣实小学的校外操场，解放后在此建造了无锡市第一座“人民大会堂”)，城南的居民集中在“南校场”(现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大多数的居民因事出仓促，没有来得及关门便被驱赶走了，到处门户洞开，由于居民都被赶押到各个集中地，城内街道上几无人迹，宛如一座“死城”，这种景像现在只有在荧屏上才能看到。
　　那天的城中公园成为一个临时“集中营”，没有扩建前的城中公园，面积不大，却集中了数万居民。当时虽不下雨，但在寒冷的冬天的露天空地上，饥寒交迫，一些年老体弱者加上心理上的极大恐慌，当场昏倒的人不在少数。由于人数过多，架在“同庚厅”畔的“涵碧”桥，也因不堪重负，导致桥面石板断裂，多人落水。现场气氛极度恐怖！
　　人们忍受着极大的恐怖压力，在上午八点到下午近三点钟这难捱的七个小时的囚禁中，很多人因找不到厕所而尿在裤中，苦苦的等待着离开这个什么都可能发生意外的“集中营”。好不容易捱到下午近三点钟的时候，日寇通知被囚的居民可以列队离开公园回家。
　　我们长长的行列，必须经过枝叶上还残留着那位青年被炸飞的血肉的那株“女贞”树，树旁站满荷枪实弹的日军、伪警。军警当中还站着一个头戴“黑面罩”、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所谓“不良分子”，人们从他面前走过，稍一不慎，便可能会从队列中被抓走。
　　当人们战战兢兢地从那个“不良分子”面前经过，好不容易走出公园大门时，每个人都有脱离虎口的感觉。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回家途中，都尝到了什么叫“亡国奴”的滋味，也使人们深深懂得“自由”的价值！在整个集中的过程中，还是有几十位居民遭遇不幸被逮捕，生死不明。
　　那个头戴“黑面罩”的魔形，使很多人心有余悸，尤其是妇女们，在若干年后如果有小孩吵闹，母亲们便以“不要吵，黑面罩来了！”来恫吓孩子。城中公园爆炸发生后紧闭的四城门，经历了一个多星期才打开，恢复正常。

    1895年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沦入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然而台湾人民从未屈服，奋勇抵抗，直至1945年回归祖国。 图为日军展示被屠杀斩首的台湾起义原住民的人头。

 

日伪在锡残杀志士、欺压百姓琐忆 
    （作者：吴鸿生 87岁）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东进部队在镇江卫岗首歼日军后?熏进入无锡梅村地区组织江南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军统的忠义救国军锄奸团则进入锡北长泾、顾山地区，经过国共两党合作抗击日伪，农村秩序逐步好转。
　　记得是1939年1月，忠义救国军锄奸团尤国桢入城击毙了李忠林伪警三人、日寇一人，在观前街蓬莱书场前击杀了人称“沙壳子”的伪政务警长吴正荣。日寇见状大惊，紧闭城门三天，在全城进行大搜捕，各伪保长通知成年人集中到城中公园等地。那时我正好在城内，也被集中到城中公园，排入队伍。只见全副武装的日军、密探和翻译押着一个黑布蒙面仅露两只眼睛的人站在那里。日军手执刺刀，旁边有张牙舞爪的大狼狗，场面极其恐怖。所有人列队在蒙面人前通过，只要蒙面人一指，谁就会遭捕杀。由于城门关闭了几日，城外的蔬菜等不能进城，城里的垃圾、大粪无法清运出城，居民的生命、生活均倍受威胁。我无法出城，只得住在公园饭店，等待城门开放才能回自己的店里。
　　还记得有一天在老北门(控江门)城楼上，一个抗日志士被日军高吊在十字架上，两手还挂着标语“谁敢对抗大日本皇军，这就是他的榜样”。
　　忠义救国军包汉生部队在袭击日寇时，曾将机枪架在我家屋顶上向日伪军扫射。敌兵最后向东湖塘方向退去，那次共击毙日寇3人伪军4人，一路被日军杀害的乡民有9人。
　　狡猾的日伪还曾下乡，由土匪引路去和东湖塘一带的“先天道”商谈比武活动。为显示“先天道”刀枪不入的武功，居然有30多道友要来锡和日寇比武，他们高举先天道大旗列队来到社桥头日本警备队广场上。当时日军架好机枪，先天道队员则舞动大刀，后果可想而知：日军用机枪射击，先天道队员无一生还，观看比武的群众见此情景赶快逃走……
　　1938年上半年起，日本侵略军已严密控制无锡城区，除伪县政府、警察局外，复兴路日本宪兵队、社桥头警备队、七尺场圆通路军特务部无锡宣抚班、中山路升平巷洋房里、物资出入境管理处等先后成立。日军还以军用票1：1兑中国法币，搜刮物资和农产品、粮食，日商洋行也在无锡开业，目的是渗透各行各业，是以华制华的罪恶性计谋。
　　我还曾被汪伪汉奸绑票。我姐夫是国军88师参谋长周振寰的叔父，卢沟桥事变那年的8月初，周振寰来我店里和我姐夫周凤梧告别，说他要奉调到上海。无锡沦陷后，有一天，我在店里忙于业务，有人通知我说通汇桥上有客人要买柴油数吨。我就跟随来人过去，看见一辆五吨卡车，上面还有空铁桶几只，走近车门突然来人用两支枪点住我腰部推我上车，一路经羊腰湾、南门直到西门棉花巷张桐大律师的住宅。这里是汪伪驻锡第十师谢文达团部。我被关在院内一间四平方的小屋内，开始三天一日三餐饭菜还好，到了第四天晚上，我被押到灯火辉煌的大厅上。全副武装的伪军站立在两边，中间坐三个头目，一开口就对我说“你的姐夫私通新四军，最近又捐献大米200石，只要你说清事实与你无关，就能放你。”我坚决否认有此事，他说凭证在此，于是让卫兵给我看一封写有“周文华”的信，我说我姐夫是“周凤梧”，不是“周文华”，这是假信，定是有人要害他。中间有个大头目听了，一拍台子，说拉出去枪毙，就将我用麻绳反绑扎紧，拉到天井里把我按着跪下，等待枪决。我暗中听得好像要将我“暂缓执行”，于是我又被押回原处。有一天晚上，我从关押的暗室看到大厅上宪兵、伪军步枪倒挂，有的满脸鲜血，原来是清乡时遭遇我抗日军民迎头痛击逃回城里的。我整整被关了15天，最后由申锡轮运公司的特别顾问袁子顺来保我回店，代价是在大鸿运酒家摆酒十桌，“感谢谢团长的宽大处理”，并捐献军用皮鞋2000双，现金若干元。这是汪伪汉奸政府为虎作伥、在沦陷区欺压百姓的一例。

    1937年9月25日，是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的日子。
    为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林彪、聂荣臻等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狭窄谷道伏击歼敌。23日夜，第115师师部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
　　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之伏击圈，第115师乘机全线突然开火，予敌以大量杀伤，并发起冲锋。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从蔚县、涞源调兵增援，被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及以东地区，并于腰站毙伤其300余人。战斗持续到13时，被围之日军全部就歼。
　　此役，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l00余辆、马车200余辆，我军伤亡600余人。
　　平型关大捷，振奋全国，各地纷纷电贺。26日，蒋介石特电朱德、彭德怀，称：“二十五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五里湖畔，堂兄惨死在日寇刺刀下
    （作者：龚云龙 解放军驻锡某部）

　　我的老家在无锡西门外蠡园乡连大桥，南靠波光粼粼的五里湖，西有峰峦起伏的山军嶂山，湖光山色，小桥流水，当年一派世外桃源景色。
　　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往南京方向节节撤退，无锡老百姓感到大难临头，纷纷到偏僻的亲友家逃难。我的父母带着我9岁的哥哥、4岁的大姐、1岁的二姐(当时我未出生)取道梅园往胡埭山区我姑姑家避难。山路上，我父亲肩挑两个竹筐，一头放着衣物，一头是一岁多的女儿，母亲则背着4岁的大女儿，行走艰难。一路上，还遇到好心的中国士兵，帮母亲背我姐姐走了一段路，然后放下我姐对我母亲说：“大娘你们快走吧，我追赶队伍去了。”
　　当时，连大桥离无锡城不远，逃难的乡邻及孩子都已离村，只有少数体弱的老人留村看家。一两天后，日军占领无锡城，也占领了连大桥。鬼子们在连大桥挨户搜查，先把每家留守的老人毒打一顿，然后逼老人打开家中箱柜，凡值钱之物立即抢走。不知什么原因，住我家隔壁的堂兄没有逃往远处，被日军抓住，带到连大桥老屋前一棵桃树下。堂兄叫龚士泉，是个农民，时年21岁。一个鬼子兵在堂兄面前做起了原地踏步的动作，老实巴交的堂兄不明白鬼子意图，以为要他学这个动作，就跟着学了一遍。突然，几个鬼子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端起刺刀就恶狠狠地刺来，可怜的堂兄当场被活活杀死在老屋前这棵桃树下。留村的几个老人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没人敢反抗，没人能够救我堂兄。
　　日寇在无锡城内外烧杀抢掠之后，逃难的人们陆续返回家乡。一天我母亲进城捉猪苗(买小猪)经过西门，因没向日本兵鞠躬，立即挨了日本鬼子的耳光。
　　我生在新中国，但从小就听父母亲讲逃难的经历，讲桃树下被活活刺杀的堂兄，讲当亡国奴挨的耳光……如今，父母等老一辈已经去世，连大桥的老屋已被一排排别墅取代，流淌过堂兄鲜血的五里湖畔，正崛起一座现代化的蠡湖新城。而日本军国主义仍阴魂不散，歪曲侵华历史的丑行不断，觊觎他国资源的贼心不死，我们必须牢记这家仇国耻，不能让68年前的历史记忆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