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　王豪明　文

　　锡城妇孺皆知的老字号三万昌茶馆，早己燃尽昔日的兴旺，被历史尘封半个多世纪了！如今作为旧社会的缩影，瞎子阿炳的二胡《二泉映月》的发祥地，再次勾起人们关注。值此契机，特撰写本文，历陈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以告后人，珍惜今天。

　　创建三万昌茶社
　　三万昌创始人王禄观（1877—1953)，江阴东门外璜铜桥人，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只身来锡谋生。他来到崇安寺，看到山门两侧砖刻：“梁溪古刹，吴会名胜”八个大字，又见东侧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普贤南院、万松院两院之间，有宽阔场地、菜园。他当机立断，择此宝地创业。先在南院旁庑廊开茶馆店，暂无店名，则称“王记”。几年辛勤经营,生意兴旺，茶堂内茶客天天爆满。后租地起屋，先从五开间七架一进，扩大到七架二进。客源来自各类阶层，劳动大众居多，有邻里纠纷、亲友争产等，邀请青红帮会来评理、调解，称“吃讲茶”。也有讼师在茶堂坐台，接洽打官司业务；也有潦倒书画家，鬻字卖画；也有推荐佣人、听差等服务等。茶馆堂前有宽阔的场地，因此茶堂内外,成了游走江湖人的舞台，卖唱，卖艺，玩弄杂耍，变戏法，木偶戏，杂技，说唱“小热昏”，卖梨膏糖，舞刀弄棒，卖狗皮膏药，测字算命等等，热闹非凡。
　　三万昌茶馆成为四乡八路游崇安寺的主要景点，其热闹盛况，不亚于北京天桥。
　　民国二年(1913年)国学儒家钱孙卿(厚基)，祖籍也在江阴，也常光顾三万昌品茗。闲聊间，王禄观久仰钱孙卿大名，即请其为茶馆命名，钱思忖一刻，取“三万昌”三字，其意：三取自王姓堂名三槐堂，万昌即万世昌盛也。钱孙卿旁的书画家丁宝书, 泼墨挥毫，写就“三万昌茶社”五个大字，镌刻成招牌，挂在店堂中央醒目位置。
　　民国六年(1917年),王禄观有个族亲（缪氏）,在苏州阊门外开茶馆多年，尚未取店名。看到无锡“三万昌”生意红火,请求族兄,将“三万昌”名号,也用于他的苏州茶馆店。族兄禄观当即应允。缪氏回苏州，立即挂上“三万昌”店牌。文革期间，王禄观的次子王纪森还曾赴苏州探望过这位族亲，苏州“三万昌”解放后经公私合营、国营、改革开放转制，历经百年到现在，已成为苏州有名的老字号。

　　一场闹剧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维新变法，八国联军入侵，遭割地赔款，孙中山革命风起云涌，清廷风雨飘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清廷县衙门出动二十名差役、捕快，身背洋枪,手提刀剑，冲入三万昌店堂，将王禄观叫到捕头前，严厉呵斥：这里有革命党聚集，谋划反清。身背武器的二十多名差役将茶客团团围住，逐个盘问、搜身。约一个多时辰，一无所获。差役在捕头的一声号令下，才怏怏离去。事后得知，有个白痴样的人，在县衙门外,大声叫喊：三万昌茶馆内有革命党人！差役轻信痴话，酿成捕风捉影的一场闹剧。

　　沦陷期的三万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同年11月上海等江南各地相继失守，无锡常遭日军飞机轰炸。12月初，锡城百姓纷纷出逃，王禄观举家逃难到江阴老家。但王禄观念及无锡的产业及新盖的楼房住宅，恐遭抢劫等不测，在江阴逗留两天，即携次子返锡。
　　回锡后第二天近中午，听到密集的枪炮声，操日语的吼叫声，才知日军已经兵临县城。他亲睹几十个日军向大雄宝殿内的抗日军民联队(仅剩的几个抗日战士)疯狂扫射，相互激战，不一刻日军冲入大雄宝殿。没多时,只见殿内外火光冲天,大火持续到夜晚,大雄宝殿全部焚毁。

　　次日，被挨家挨户搜查的日军查到，即被拳打脚踢，强令两人出去肩挑炊具、锅锹、行李等，被拉夫入伍，沿着铁路，随日本兵行军。一路上，常遭日军枪柄捅，拳打脚踢，只见路边、河塘里，到处是被日寇枪杀的同胞尸体，惨不忍睹。
　　从石塘湾、洛社、横林，到戚墅堰，天色已暗，日军找屋子休息睡觉，令民夫在屋外歇息。深夜父子密谋，逃与不逃总归是死，决定趁星夜逃出日军魔爪。两人乘隙离开，沿小路急奔到石塘湾，天已破晓。在一农家躲藏到天黑，再向江阴方向逃跑，最后到江阴与家人团聚，连连惊呼并庆幸：老天保佑，死里逃生。
　　1938年下半年，无锡汉奸伪县长杨高伯，作恶多端，被抗日游击队处决于控江城门内。1939年，伪警察侦缉队队长吴正荣(绰号沙壳子)，敲诈勒索,残害抗日志士，被抗日锄奸队击毙。这两次严惩汉奸的壮举，使日伪军倾巢出动，城门关闭，全城戒严，将城内所有成年男性，全部驱赶到公花园内,任其抄身搜查，并有两个头戴黑布面罩，仅留二眼孔的人，将公花园内所有男人过目指认，谁是抗日分子。此时人人胆战心惊,这种恐怖场面到傍晚才结束，王禄观等人也悻悻回家。
　　1940年秋，日军宪兵、翻译等十多人闯入三万昌，立即封店，驱逐茶客。翻译说：凡是三万昌里的男人，都到店堂里集合，共七个男人，被抓到复兴路日本宪兵队。几天过后，毫无消息，妇幼家人担惊受怕，悲伤不已。王禄观长女婿陈锡藩画师，找关系、走门路，花重金委托翻译薛满生(薛原来也是油画家)，才将七人释放回家。被抓原因：有人密告三万昌有男人参加抗日游击队。七人都受到鞭打等严刑逼供，胞弟王祺观，跑堂陈士荣，遭老虎凳酷刑；日本宪兵还令七人，卧伏于地，牵进军马，要军马从人身上踩踏而过。军马长啸不已，不愿踩踏，日兵试了几回未成，只能作罢。回来后,王祺观因受酷刑，伤及身心，一直卧床不起，未逾一月，溘然长逝。
　　1943年，三个地痞流氓到三万昌喝茶，对冲茶的跑堂说：“我这壶茶里有条活蜈蚣，我们喝了肚子痛，要拿钱出来到医院去看！”一副敲诈勒索的嘴脸，狂叫要老板出来，这三流氓将茶桌掀翻，茶壶茶盅摔坏几十个，再把挂在堂中的“三万昌茶社”招牌卸下砸成二三截。见此情景，王禄观只能跑出来，表示赔礼道歉。这伙流氓提出要赔偿，开口要十石米价。后经讨价还价，赔三石米了事。被砸的三万昌店牌再也没有复镌。

　　阿炳与三万昌
　　阿炳（华彦钧）年幼时，常随其父华清和(雷尊殿道馆道长)到三万昌喝茶，并坐台接洽法斋事，如请道士镇宅、驱邪、祈福消灾、丧事回夜、做五七等。阿炳也在三万昌喝茶，习练道士音乐，吹、打、拉、弹，琵琶、二胡，练得功底非凡，常常在堂内演奏。其父华清和逝世后，阿炳成了雷尊殿当家道士，但因疏于道教事业,不善经营，法事日渐清淡。到三十岁时又双目失明，更无法做法事，经济日趋拮据，第一次卖艺就在三万昌堂内,为众茶客弹拉琵琶、二胡，博得满堂喝彩。
　　阿炳四十岁时，与寡妇董翠娣结为夫妻。董搀扶阿炳走街串巷，每日上午在三万昌堂内外的时间较多。王禄观体谅阿炳，喝茶免茶钱，卖艺时给一张能站立的长凳，十多年来，几乎天天如此。
　　二胡曲目主要有《听松》《百鸟朝凤》《寒春风曲》等，还有些阿炳自编的无名曲调等。琵琶曲目有《闹龙船》《十面埋伏》等。阿炳高兴时，把琵琶放在头上，弹大套琵琶曲子。他的二胡居然也灵性，能拉出鸡鸣狗叫、锣鼓、喝彩、叹息等，引得听众开怀大笑，交口称奇。
　　阿炳还敢于针砭时弊，抨击社会黑暗。“一二八”事变后，编唱《英勇抗击敌寇》，还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在抵制日货运动中，阿炳满腔爱国热情，激起人们对日伪的仇恨与愤慨。采拾新闻、自编自演，新闻来源大多是三万昌喝茶时，茶客们的所见所闻，逗得听众天天盼着，听阿炳说新闻。
　　阿炳的二胡名曲，就是他在走街串巷卖唱，穷困潦倒的生活中，逐渐酝酿，精炼，成形。1950年9月，中央音乐院杨荫榆带领专家，从北京赶到无锡，在崇安寺三圣阁，为他钢丝录音，并由阿炳命名为《二泉映月》。曲中凄凉哀怨声声，倾诉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无奈，也让我们听到了受苦大众的呼喊，世界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感慨道：《二泉映月》要跪着听。
　　所以瞎子阿炳与三万昌有几十年的不解之缘。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三万昌历经三反、五反等运动，店主王禄观，因一直参与劳动,并遵纪守法，评为基本守法户。
　　1955年,崇安寺第一次内街小路拓宽, 三万昌、万松院、听松院等一一拆除。
　　老字号三万昌，作为老无锡的一个符号，已是无锡的历史陈迹。但它的种种，必将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