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专题专栏 >> 历史地情 >> 无锡人文 >> 无锡人杰 >> 无锡英杰

文坛忆念刘半农

时间:2017-07-18 09:34      浏览次数:       来源: 江南晚报       字号:[ ]

吴晓东

    1935年,刘半农先生离世近一年后,其遗著《半农杂文二集》出版。同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上刊载的关于这部遗著的广告词中,这样评价刘半农:“半农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历史人物。他当时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思想的前进和透澈处。他文章中所特长的辛辣味,在半农先生刚死了不久的现在,敬仰和爱好半农先生的读者,这本书是不能放过的。”

   【一】
  关于刘半农之死的叙事要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写过《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进行考察,与北京的学术团体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刘半农代表北大方面参加了考察团,并与斯文·赫定有着良好的合作。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70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为了写一篇有关平绥沿线方言声调的祝寿论文,决定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前往绥远进行实地调查。临行之前,在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收拾所携带的仪器杂物时,刘半农伏案写了“半农杂文”四个字,对弟子商鸿逵说:“这四个字一时写不好,将就用作杂文护叶上的题签吧!封面,请斟酌代办,但颜色勿要红蓝,因我最不喜欢书皮上有这两种色。”(商鸿逵:《半农杂文第二册序》,《半农杂文二集》,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刘半农所托付的是即将付梓的《半农杂文》第一册的封面与扉页题字事宜。随后刘半农即赴包头等地,等到途中被蚊虫叮咬患上回归热,于1934年7月10日仓促返回北平医治之时,虽然《半农杂文》第一册已经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但商鸿逵却无暇拿给刘半农寓目,谁料,五日之后刘半农即溘然逝去。
  刘半农去世时近一年,生前即已亲自编定的《半农杂文二集》亦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库”,遂成“刘半农先生遗著”。

     【二】
      在给《半农杂文二集》写的序言中,商鸿逵对自己老师的杂文风格也略略评论了几句:
  一是“清趣”,无论长篇短幅,写来都是那么“清新”,那么“带风趣”,读之无不令人趣来神往。甚至像那些专门讨论语音乐律的文字,原不讲究所谓辞采,算够干枯寡味的了,可是经先生一写,便也顿觉新鲜有味道。
  一是“恳直”,不管属于夸赞,属于勉励,属于责斥,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绝无什么成见在胸,可是,就这样,便有时因持论过直,容易开罪于人,但,又何必,且怎么着才会见好于人呢?
  所谓“开罪于人”,经典的例子是刘半农在《世界日报》骂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打油诗《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其中有“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疯头疯脑,不可一世”的诗句,导致戴季陶盛怒,《世界日报》被封三日。如此打油诗,“开罪于人”是难免的,也才有了刘半农去世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合撰的那副著名挽联:
  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此后谁赞阿弥陀佛
  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而今你逃狄克推多
  只是不知道当商鸿逵称刘半农“容易开罪于人”时是不是也把鲁迅包括在内。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恩怨,也构成了民国文人轶闻史上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个人曾经是《新青年》的盟友、《语丝》的伙伴,但到最后邂逅于饭局竟连寒暄客套都免了,即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所谓“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己经无话可谈了”。按鲁迅的说法,误会的起因应该是1926年刘半农标点《何典》请鲁迅作序,鲁迅在600余字的《何典》 题记中不甚恭维地“说了几句老实话”。
  而鲁迅为纪念刘半农的去世而写的《忆刘半农君》则为这场恩怨划了个句号,堪称鲁迅悼亡文中的经典: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三】
  援用刘半农弟子在《半农杂文二集》序中的表述,鲁迅的话也“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诸如“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以及“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等“恳直”之语,相信半农地下读了,也会有所触动吧?鲁迅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与周作人发表在1934年12月20日《人间世》第18期上的悼念文字《半农纪念》形成了对照: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揖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了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等语讥刺的可能正是鲁迅。黄裳晚年撰文称周作人在这篇《半农纪念》中的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是“图穷而匕首见,一支利箭射向了阿兄参预的海派文坛左翼。知堂是主张‘意思要诚实,文章要平淡’的(《苦茶随笔》后记),读到这里,但见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不能不废然掩卷。‘二周’ 的人品、文品,于此可以得一清晰的比照了”。黄裳进而指出:“‘二周’也都写有纪念半农的文字。这是新文苑中难得的际遇。两人同作一个题目,是极难得的比较文学批评的好素材。记得七十年前先后从杂志上读到两篇纪念文后的感触,仿佛左面是一盆火,右面是一窟冰,判然迥异。我本来同样爱读‘二周’的文字,但此后对知堂的文章就不像过去那样喜欢了。”(黄裳:《鲁迅·刘半农·梅兰芳》,《读书》2008年第8期)

    【四】
  同样值得进行比较的,可能还有刘半农与“二周”的杂文风格。五四时期,三个人都曾是“新青年”杂文作者群中的一员,对五四文坛杂文风格的多样化都有所贡献。尽管与二周相比,刘半农的创作实绩有所逊色,但其风格的独异性却是二周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刘半农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间世》广告语中所谓的“辛辣味”,堪称在周氏兄弟之外,另开辟出杂文的一种路子。也正是凭借这种风格的杂文,刘半农成为鲁迅所说“《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其历史功绩在钱玄同给刘半农长达148字挽联中可见一斑: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力量; 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五】
   这种“带感情的笔锋”到了刘半农30年代的杂文中,同样有所延续,并最终关涉的是刘半农对杂文文体以及功能的独特理解。《半农杂文》自序中这样夫子自道: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 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
  “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刘半农的坦率为文,与其坦率为人恰互为表里。正如赵景深对刘半农其人所作的评价:“他很随便……是那样地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我至今还仿佛看见一个像电影中陈查礼一般的圆圆的脸,带几撇胡子,在那儿侃侃而谈。可是他没有陈查礼那样尖锐而且凶猛的眼光,相反地,他是一个老太婆的和煦的脸。他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像他的宝宝一样是赤红的,一层纱布也不包的。他不用下棋的方法与人谈话,有什么说什么,决不包许多纱布。我最喜欢这种略带一点粗率的人。”(赵景深:《刘半农》,收《文人印象》,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版)这种“不包纱布”或许就是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的“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以及《人间世》关于《半农杂文二集》的广告语中所谓的“透澈”吧。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14 日13版

本篇文章共有1页 当前为第 1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