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忆念刘半农

吴晓东

    1935年，刘半农先生离世近一年后，其遗著《半农杂文二集》出版。同年7月5日《人间世》第31期上刊载的关于这部遗著的广告词中，这样评价刘半农：“半农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历史人物。他当时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思想的前进和透澈处。他文章中所特长的辛辣味，在半农先生刚死了不久的现在，敬仰和爱好半农先生的读者，这本书是不能放过的。”

   【一】
　　关于刘半农之死的叙事要追溯到1926年，这一年，写过《亚洲腹地旅行记》的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进行考察，与北京的学术团体成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刘半农代表北大方面参加了考察团，并与斯文·赫定有着良好的合作。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70大寿，瑞典皇家地理学会计划出版纪念文集，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为了写一篇有关平绥沿线方言声调的祝寿论文，决定于1934年6月19日携白涤洲等助手前往绥远进行实地调查。临行之前，在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收拾所携带的仪器杂物时，刘半农伏案写了“半农杂文”四个字，对弟子商鸿逵说：“这四个字一时写不好，将就用作杂文护叶上的题签吧！封面，请斟酌代办，但颜色勿要红蓝，因我最不喜欢书皮上有这两种色。”（商鸿逵：《半农杂文第二册序》，《半农杂文二集》，第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刘半农所托付的是即将付梓的《半农杂文》第一册的封面与扉页题字事宜。随后刘半农即赴包头等地，等到途中被蚊虫叮咬患上回归热，于1934年7月10日仓促返回北平医治之时，虽然《半农杂文》第一册已经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但商鸿逵却无暇拿给刘半农寓目，谁料，五日之后刘半农即溘然逝去。
　　刘半农去世时近一年，生前即已亲自编定的《半农杂文二集》亦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列入“良友文库”，遂成“刘半农先生遗著”。

     【二】
      在给《半农杂文二集》写的序言中，商鸿逵对自己老师的杂文风格也略略评论了几句：
　　一是“清趣”，无论长篇短幅，写来都是那么“清新”，那么“带风趣”，读之无不令人趣来神往。甚至像那些专门讨论语音乐律的文字，原不讲究所谓辞采，算够干枯寡味的了，可是经先生一写，便也顿觉新鲜有味道。
　　一是“恳直”，不管属于夸赞，属于勉励，属于责斥，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绝无什么成见在胸，可是，就这样，便有时因持论过直，容易开罪于人，但，又何必，且怎么着才会见好于人呢？
　　所谓“开罪于人”，经典的例子是刘半农在《世界日报》骂南京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打油诗《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其中有“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疯头疯脑，不可一世”的诗句，导致戴季陶盛怒，《世界日报》被封三日。如此打油诗，“开罪于人”是难免的，也才有了刘半农去世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合撰的那副著名挽联：
　　半世功名，活着真太那个，此后谁赞阿弥陀佛
　　等身著作，死了倒也无啥，而今你逃狄克推多
　　只是不知道当商鸿逵称刘半农“容易开罪于人”时是不是也把鲁迅包括在内。鲁迅与刘半农之间的恩怨，也构成了民国文人轶闻史上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个人曾经是《新青年》的盟友、《语丝》的伙伴，但到最后邂逅于饭局竟连寒暄客套都免了，即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所谓“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己经无话可谈了”。按鲁迅的说法，误会的起因应该是1926年刘半农标点《何典》请鲁迅作序，鲁迅在600余字的《何典》　题记中不甚恭维地“说了几句老实话”。
　　而鲁迅为纪念刘半农的去世而写的《忆刘半农君》则为这场恩怨划了个句号，堪称鲁迅悼亡文中的经典：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三】
　　援用刘半农弟子在《半农杂文二集》序中的表述，鲁迅的话也“语语都是本诸至诚，出于坦率”，诸如“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以及“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等“恳直”之语，相信半农地下读了，也会有所触动吧？鲁迅这种爱憎分明的情感与周作人发表在1934年12月20日《人间世》第18期上的悼念文字《半农纪念》形成了对照：
　　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揖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我们为了交谊的关系，有时感到不平，实在是一种旧的惯性，倒还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紧。譬如我现在来写纪念半农的文章，固然并不想骂他，就是空虚地说了好些好话，于半农了无损益，只是自己出乖露丑。所以我今日只能说这些闲话，说的还是自己，至多是与半农的关系罢了，至于目的虽然仍是纪念半农。半农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会赶时髦结识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丧失实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等语讥刺的可能正是鲁迅。黄裳晚年撰文称周作人在这篇《半农纪念》中的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是“图穷而匕首见，一支利箭射向了阿兄参预的海派文坛左翼。知堂是主张‘意思要诚实，文章要平淡’的（《苦茶随笔》后记），读到这里，但见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不能不废然掩卷。‘二周’　的人品、文品，于此可以得一清晰的比照了”。黄裳进而指出：“‘二周’也都写有纪念半农的文字。这是新文苑中难得的际遇。两人同作一个题目，是极难得的比较文学批评的好素材。记得七十年前先后从杂志上读到两篇纪念文后的感触，仿佛左面是一盆火，右面是一窟冰，判然迥异。我本来同样爱读‘二周’的文字，但此后对知堂的文章就不像过去那样喜欢了。”（黄裳：《鲁迅·刘半农·梅兰芳》，《读书》2008年第8期）

    【四】
　　同样值得进行比较的，可能还有刘半农与“二周”的杂文风格。五四时期，三个人都曾是“新青年”杂文作者群中的一员，对五四文坛杂文风格的多样化都有所贡献。尽管与二周相比，刘半农的创作实绩有所逊色，但其风格的独异性却是二周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刘半农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间世》广告语中所谓的“辛辣味”，堪称在周氏兄弟之外，另开辟出杂文的一种路子。也正是凭借这种风格的杂文，刘半农成为鲁迅所说“《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其历史功绩在钱玄同给刘半农长达148字挽联中可见一斑：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力量；　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五】
  　这种“带感情的笔锋”到了刘半农30年代的杂文中，同样有所延续，并最终关涉的是刘半农对杂文文体以及功能的独特理解。《半农杂文》自序中这样夫子自道：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　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
　　“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刘半农的坦率为文，与其坦率为人恰互为表里。正如赵景深对刘半农其人所作的评价：“他很随便……是那样地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我至今还仿佛看见一个像电影中陈查礼一般的圆圆的脸，带几撇胡子，在那儿侃侃而谈。可是他没有陈查礼那样尖锐而且凶猛的眼光，相反地，他是一个老太婆的和煦的脸。他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像他的宝宝一样是赤红的，一层纱布也不包的。他不用下棋的方法与人谈话，有什么说什么，决不包许多纱布。我最喜欢这种略带一点粗率的人。”（赵景深：《刘半农》，收《文人印象》，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版）这种“不包纱布”或许就是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的“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以及《人间世》关于《半农杂文二集》的广告语中所谓的“透澈”吧。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6月14 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