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2年3月至1945年6月，三年多的会战期间，中国政府先后组织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共34个师以及炮兵、辎重兵、特种兵约40万人的兵力投入会战；日军参战的总兵力也达10个师团计约30余万兵力。其间，中国军队伤亡6．7万人，日军伤亡4．8万人。

    中国军队与美英盟军在滇缅会战中的最终胜利，不仅打通了作为中国战略运输生命线的中缅印公路(史迪威公路)，更重要的是，拉开了中国军队对日寇进行全面大反攻的序幕，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为英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参加滇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本书定义的“黔军”参战的成建制部队共有5个师。依参战的阶段和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时隶属第66军张轸部的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时隶属第6军黄杰(继任史宏烈)部的预备第2师(师长顾葆裕)，时隶属第7l军钟彬部的新编第28师(师长刘又军)，时隶属第8军何绍周部的第103师(师长熊绶春)和第82师(师长王伯勋)。另在第5军杜聿明部200师，第6军甘骊初部93师，都有整营、整连的贵州籍军人。

    此外，自1942年至1944年间，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在贵州的遵义、安顺、毕节等师管区，征召大批贵州青年入伍。他们当中，大部被急调云南，编入远征军各部；另一部分则由昆明空运至印度利多的丁江机场，赶赴蓝姆伽，编入中国驻印军。其中，以编入中国驻印军新30师胡素部为多。

    在整个赴缅作战和滇西抗战期间，贵州籍军人同样做出了令人交口称赞的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他们当中，有万余名贵州健儿为国捐躯。这其中不乏战功显赫者，更有象200师599团团长柳树元这样壮烈殉国的黔中娇子。

    诚然，我们今天已无法对贵州籍军人在滇缅抗战中的突出贡献进行比较详尽的表述，但不容置疑的是，家乡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我们看到，近几年，贵州各界相继组织了一系列赴滇缅省亲和祭拜活动。更有不少被先辈们英雄事迹感动的家乡后生们，也一批又一批地自发组织，赶赴滇缅，追寻先辈们气壮山河的感人故事，缅怀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祭奠长眠在异域他乡的烈士英灵。

    这里介绍的是，远征军中的几位优秀黔籍军人。我们追述他们的事迹，权作我数万贵州籍远征军将士们的优秀代表，共为今人敬仰之。

    一、在缅北殉国的200师599团柳树人团长

    柳树人(贵州安顺人、黄埔五期毕业)，1924年，柳树人从黄埔毕业后即分配到第5军。历任排、连、营长，至抗战爆发后，升任第5军200师戴安澜部599团团长。率部先后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昆仑关大战等著名战斗。1941年，200师驻防贵州安顺时，在戴安澜师长的率领下，柳树人带领部队帮助家乡人民整顿贯城河，修筑公路，挖井取水。还捐款创办保民学校，免费为地方百姓中缺医少药者治病，帮助家乡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盛得老百姓的称赞。

    1942年初，第5军奉命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疾赴滇西。2月，日军占领仰光后，英国被迫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为远征军的先头部队，200师的任务是接替英军在同古(东瓜)防线的防务。3月8日，200师抵达同古。柳树人率领的599团随200师参加了著名的同古会战。

    由于中英在战略合作上的矛盾，日寇逼近，英军急于撤退，以至孤军深入的200师在接守同古防务后，竟没有一个英国军官能够确切向200师介绍敌情，甚至连敌人已到达什么位置，兵力多少，这些基本情况200师都无法得知。20日，200师与日军五十五师团在同古展开激战。200师在后援不至的情况下，孤军与4倍于己的日军激战了12天，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惊呼：自支那开战以来，从未遇过如此善战的中国军队。

    4月23日，在200师反攻棠吉的战斗中，柳树人率团与敌在棠吉城内展开激烈争夺。激战中，柳树人带一挺机枪和四名警卫杀入敌阵，与鬼子逐屋争夺。柳树人见机枪手中弹倒地，便接过机枪，冲入敌阵扫射，警卫赶忙劝阻，他却大发雷霆：“谁要推我下去，我枪毙谁。”警卫无奈，只好赶快报告师长。

    戴安澜赶来大怒：“柳树人!你英雄呀!”
    柳树人扭头，见是戴安澜，大惊：“师长，这里危险，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混帐!”戴安澜火气更大了。“我把1个团交给你，你不好好指挥，却跑到这里来放机枪，还不回到指挥所！”

    200师在撤回国途中，通过细摩公路时，遭日军伏击。柳树人率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师突围。激战中，柳树人和副团长刘杰壮烈殉国，戴安澜也在突围中不幸胸腹中弹。在辗转撤退回国途中，因伤过重，为国捐躯。

    1942年6月，戴安澜将军灵柩路过安顺，安顺人民为戴安澜、柳树人、刘杰举行公祭。柳树人的父亲柳惠希老人是安顺的著名教师。老先生深明大义，为戴安澜将军书写了“笑颜休哭国，死士报生民。”柳老先生还在公祭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余年盛时，正值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烈之秋，未能持戈卫国，抱憾无穷。每以此意训子，翼能成我之志。吾子树人，幸得为戴安澜将军之部属，共将军异域捐躯，成我未成之志，我何悲痛哉。”

    柳老先生之言，字字句句，感人肺腑，撼人心魄，饱含着无比豪迈的爱国激情。闻来无不为之动情，诚赞谓：一门忠烈，两代英豪。

    戴安澜将军的灵柩路过贵阳时，贵阳民众亦为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路祭，人们盛赞戴将军率部在贵阳为民众所做的好事。将军为国捐躯异域的感人事迹，更为贵阳百姓广为传颂。在山明水秀的贵阳花溪，人们建戴安澜将军衣冠冢，永远铭记这位抗日名将。

    二、指挥攻克片马的刘铁轮团长

    1943年底，为配合即将开始的缅北、滇西大反攻，中国方面开始关注地处滇西高黎贡山以西的一块军事真空地带--位于滇康缅边境三角地带的片马地区。

    片马位于中缅边境未定界缅方区域，地势十分险要。它北控古浪、岗房，西扼江心坡要冲，东西则可瞰制高黎贡山之西麓地区。1942年日军侵占我滇西后，即以第十八师团所属中井加强大队据守片马，形成了北向，可作进窥我川康的前沿。东向，可迫我滇西则背，并与缅北要地密支那之敌互为掎角之势。对我反攻缅北和滇西，都构成极大威胁。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和重庆的最高统帅部都一致认为，这是我实施大反攻前必须拔掉的“钉子”。

    有鉴于此地的重要，国民政府最高军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任命郑坡(浙江人，黄埔一期毕业生)为总指挥。指挥部统辖的基本战斗部队包括：特务团、运输一团、运输二团及特种兵营，第一、二游击纵队，并收编了云南9个边区独立游击大队。美军医疗大队，作为总指挥部的野战医院，也编入其中。最高军委员会给这支特别部队的任务非常明确：作为滇康缅远征部队，从缅北策应滇西大反攻。本小节的主人公刘铁轮(贵州贵阳人，黄埔毕业)时为总指挥部参谋课上校课长。1944年初春，总指挥部接到重庆发来蒋介石的直接电令，着令配合即将开始的缅北、滇西大反攻，限滇康缅边区远征部队即刻攻下片马及周围敌占区，剪除其对我反攻部队的侧翼威胁。

    战斗任务下达后，刘铁轮即随队翻越高黎贡山，赶赴片马战场。此前，滇康缅远征部队所属第一支队刘智仁部，已奉命开始攻击片马守敌。经过两日的激烈战斗，战况没有进展，并有较大伤亡。晚间，总指挥郑坡突然找来刘铁轮，命其带领特务团和运输团各一营的兵力，急驰片马前线，全面负责指挥片马攻击作战。

    刘铁轮虽长期在高层指挥机关从事参谋工作，表面看去一付书生模样，但当他面对顽固守敌，临阵受命之后，指挥作战，却丝毫不显手生。

    他将几支临时组合起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完备，便带领各营长至敌阵前进行仔细的观察。通过反复对比，刘铁轮选定了敌阵侧翼一条山谷水道形成的峡沟。这条沟走势险要，崎岖难行。按照通常的判断，能够形成一定规模战斗力的部队，是根本无法由此条山谷水道通过的。即便单个士兵能够勉强攀缘通过，也形不成战斗力，并不能对敌阵地构成威胁。但经过仔细观察和认真比对，刘铁轮认定：依我当地少数民族士兵的精壮与灵活，以及能够吃苦劳耐的品质，我突击部队是能够上得去的。上至沟顶，即可出其不意地突入敌阵北侧，形成突袭态势，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是完全可能的。
    此时，不料天降大雨。雨越下越大，一时气温骤降，极为寒冷，许多士兵在寒风骤雨中冷得哆嗦发抖。刘铁轮担心，山水注入峡谷，沟中被水淹没，部队则无法通过。情急之中，只见吴若龙营长冒雨前来。告知他通过察看峡谷，部队可以通过。刘兴奋地说：“天助我们成功。敌人怕雨，必以为我军不会冒雨进攻。他们此时一定正蜷伏在壕沟中，毫无防备，我们就在这时发起攻击，势在必胜。”

    刘铁轮迅速指挥部队冒雨接敌。战士们在崎岖的山谷中顽强攀爬，迅速接近敌阵。一时间枪声大作，吴若龙已带领战士杀入敌阵。刘铁轮果断指挥，各营乘势发起全面冲击，对敌形成多面合围。战至佛晓，敌遗尸遍地，剩余残敌，被迫沿山径小道狼狈逃走，片马要地，终被克服。威胁我反攻部队侧翼的“钉子”，被彻底拔掉。

    刘铁轮作为贵州山区走出的军人，在指挥片马攻击战中，临阵受命，从容指挥，取得胜利。这得益于他对山地作战环境的正确把握，展现了良好的军人素质。

　　三、惠通桥阻敌的熊正诗团长

    惠通桥位于我滇西边城龙陵以西约50公里的怒江上，被称为“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在整个滇西抗战中，它以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之大，而倍受人们的关注。

    熊正诗(贵州瓮安人，黄埔步科、骑科毕业)。1932年，熊正诗参加凇沪会战时负伤，伤愈归队后升任营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队参加上海保卫战，再度负伤。1938年熊正诗升任第36师106团上校团长，成为宋希濂的基干部队--第36师的一名重要成员。1943年第36师编入中国远征军后，熊正诗升任第36师少将副师长。抗战结束后，曾任122军参谋长。

    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北战场失利，失控的部队沿滇缅公路向国内一路后撤，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以一支快速部队乘势直追，并迅速越过中国边境。5日，日军追击部队已达惠通桥头，小股日军，甚至已渡过怒江，情况万分危急。

    时任71军36师106团团长的熊正诗，作为中国援军的先头部队，奉命率领106团星夜兼程，弛援滇西。抵达惠通桥时，日军已达桥头。当时，撤退至怒江西岸的66军新28、新29两师残部会同地方守卫部队(息峰部队)正在江岸拼死抵抗。熊正诗率部赶到后，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惠通桥炸毁后，疯狂的日军派出一股部队强渡怒江，并占领了海婆山。熊正诗从容指挥部队，引敌到伏击位置后予以痛歼。经过三天激烈战斗，全歼狂妄的日寇，最终阻敌于怒江西岸。使日寇绕道我西南腹地包抄夹击陪都重庆的企图终成泡影。

    在中日军队沿怒江两岸隔江对峙时期，已升任36师少将副师长的熊正诗，于1943年5月奉命渡过怒江，率部接防预备第2师，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1944年5月，随71军钟彬部参加滇西大反攻。在参加收复腾冲的战斗后，率部直抵国门，终将日本强盗逐出国境。随后，参与追击日军至缅甸密支那。

（来源：贵阳文史杂志）

远征军老兵回忆:后面的部队从战友尸体上经过

　　忠魂归来 “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举行 老兵迎战友激动痛哭

　　昨日，云南腾冲举行2014“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阵亡将士的部分遗骸和墓地的圹兆土(即墓地的泥土)被装于24个骨灰罐，归葬在云南省腾冲国殇墓园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

　　1942年，中国远征军为抵抗日军入侵、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入缅作战。前后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不少将士客葬他乡。70余年后，他们回家，回到祖国，再一次与昔日远征军烈士相聚。

　（文/记者李华   图/《国家记忆》主编晏欢及受访者提供）

远征军战士

　　忆战友

　　“后面的部队，从战友的尸体上经过。”

　　2014年6月12日，云南腾冲，晴。云南省腾冲国殇墓园迎来中国远征军忠魂入葬、公祭仪式。

　　“浩气存天地，功勋昭日月。”身着一袭庄重黑衣的仪仗人员手抬一款挽联缓缓走向国殇墓园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24个骨灰罐被稳稳地转运至墓园，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的地宫已打开，骨灰罐有序归葬。

　　不少远道而来的拜祭者送上菊花。10余位来自云南、贵州的抗战老兵前来观礼，战友归来，他们激动不已。遗憾的是，就在活动举办头一天，一名91岁的抗战老兵因病去世，他最终没能等到阵亡缅甸的战友归来。

　　得知长眠他乡70余载的中国远征军战友魂归故里，今年92岁高龄的远征军老兵刘华不禁老泪纵横。回忆起在缅抗击日军的峥嵘岁月，老人情绪激动，失声痛哭。

　　1944年5月，当年22岁的刘华参加打通滇缅公路的大会战。松山段是滇缅公路最险要的地段，刘华说，松山战役可以说是他经历的最惨烈的战斗。他说，其中有一条约1000米长的山路，简直是“白骨大道”，1公里长的山路，就有超过2000名战友牺牲。“后面的部队，从战友的尸体上经过，当时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日军赶出松山，为战友报仇”。

　　由于战斗惨烈，许多战死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没有墓地，没有姓名，多年以后，他们的墓地也几近变迁、挖掘，不少忠骨暴露荒野。

南坎墓地

　　寻遗骸

　　“远征军出国作战，接回祖国安葬，应该的。”

　　2011年9月14日，由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主办的“忠魂归国”活动启动，70年前阵亡在缅甸的19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从云南的瑞丽和腾冲口岸回国，开启了远征军海外遗骸回国的序幕。

　　2011年年末，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与专家前往缅甸寻找烈士遗骸。

　　“寻找(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远征军出国作战，埋葬他乡，接回祖国安葬，应该的。”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执委李明晖说。

　　在南坎墓地和八莫墓地，他们找到了远征军的“身影”。南坎墓地早已面目全非，旧址已成寺庙用地。八莫的墓地遭到破坏，当地华侨将其迁移到3.5英里外的荒坡地，还是难逃再遭破坏的命运。

　　去年4月，志愿者武思祺等人得知缅甸南坎一处寺庙施工挖出遗骸，还有皮带扣、衣服扣子等物，该地曾是中国远征军墓地。同样是4月，八莫也传来好消息，八莫华人华侨对遭到破坏的八莫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三十八师迁葬地进行整理和重新安葬，并将部分遗骨和墓地残破纪念碑护送回国。

　　去年7月份，武思祺将一颗从缅甸遗骸堆里拿出的衣服扣子交给李明晖，后经军史专家余戈鉴定，余戈肯定，这是中国远征军的扣子。9月3日，他们一行前往缅甸迎回了遗骸，暂时安息在国内的一家寺庙。根据史料记载，南坎墓地和八莫分别埋葬了425名和210名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

远征军在行进中

　　归国路

　　“五万将士的遗骨竟然如此轻易就被异国的野草覆盖。”

　　为了寻访远征军遗骸，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的足迹遍布缅甸、印度等地。“我像寻找毒品的瘾君子一样，寻找着有野人山经历的老人。我无法相信，五万将士的遗骨竟然如此轻易就被异国的野草覆盖。”

　　戈叔亚说，这些年在缅甸寻访远征军遗骸的工作进展异常艰苦，因为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民间推动。不过，更让他担忧的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尽数被毁，搜寻遗骸难度越来越大。

　　李明晖也有类似的担忧，他去缅甸发现，有些墓地旧址已成为私人或是政府用地，即便知道了地点，土地是他人的产权，不可轻易挖掘。

　　“缅北山区土壤呈酸性，能不能找到遗骸，能找到多少？”他对此很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