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抗战十大经典战役——武汉会战

 

经典之六：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中中国守军向日军猛射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战火中成长的中国军队

 

◎ 蔡 伟

 

 

 

    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文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蒋介石由此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誓言“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国民政府调集全部海空军以及陆军120个师总兵力约11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然而与淞沪、南京会战不同的是，蒋介石在1938年2月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中称:“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淞沪和南京的教训:“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东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有关防守武汉的决策问题。在淞沪、南京和徐州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对日会战中，国民政府的作战方式都是依托坚固工事下的防守，以至于日本人为了让中国军事失去德国的支援，声称“此次事变名为中日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打仗”。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在武汉周边开始修建作战工事，然而淞沪和南京会战，中国军队单纯通过阵地进行防守遭致的惨痛教训，让一些历经战火的中国军人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国民政府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就表示，在武汉背水列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如果再依照淞沪和南京的作战模式，聚集重兵于背水，“一旦环形防线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被歼灭的危险”。在由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郭汝瑰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布山脉和大笔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

    这一作战核心，就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此时的蒋介石在吸取了淞沪、徐州会战的教训，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终于改变了以往死守一城一地的战略。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将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再按照南京的作战模式，则武汉“仅一片焦土而已……”

 

    惨绝人寰的“焦土抗战”

    就在武汉会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一片泽国。

    1938年4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曾计划，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夹攻武汉。后来考虑到两军战场过远，不便于统一指挥，决定以主力第2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当1938年初徐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本来仍在顽强抵抗。然而当国民党名将薛岳以13个师共15万部队将日军土肥原师团两万人合围时，却因为蒋介石嫡系桂永清放弃兰封而功亏一篑。以至于蒋介石自己在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信中称，兰封战役“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兰封后的6月6日，日军攻克开封。此时如果日军大举西进，不但将切断平汉铁路，南面威胁武汉，还极有可能西攻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当年的蒙古军队正是先行攻掠四川，从西南大迂回再向东南沿海进攻，从而灭了南宋王朝。面对这一巨大危险，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却已经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攻击。

    6月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战”的理论制定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以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8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在中原地带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的惨重代价，使河南皖北5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无法利用淮河西进、利用平汉线南下。日军由此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130多个师，约120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4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红黑色的血:中国军民的决绝抵抗

    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南下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中这样描绘中国军人的抵抗:“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公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全轮峰、硝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地射击，连在火线后方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三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满了红黑色的血。”

    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顽强抵抗日军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人。日军面对的还包括已经觉醒并坚决执行坚壁清野作战计划的中国民众。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佐，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盥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向战地输送粮食。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冈村宁次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内容几乎都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军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万家岭大捷:薛岳全歼冈村宁次第106师团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

    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4军发现。这支在北伐中于丁泗桥战役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经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原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在蒋介石对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献礼的命令下，第106师团的防御阵地在10月9日彻底崩溃。薛岳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惟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将。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从时任第1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

    “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成功的撤退奠定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万家岭激战前，江北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最后一个重要阵地田家镇，于9月29日失陷。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在这一天召开。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作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尽管叶挺将军评价万家岭战役“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但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

    鉴于上海的教训，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10月17日，第五战区长官部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与淞沪会战和南京会战后期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以大无畏的勇气和作战胆识，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兵力，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哪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

 

 

 

 

战史回眸：抗战中战线最长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

    （来源：解放军报）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日军第11集团军主力沿长江南岸地区进攻，8月10日，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登岸，遭守军第3集团军阻击。20日，日军第9师投入战斗，协同波田支队合击瑞昌。守军力战不支，24日瑞昌失守。9月24日，日军先后占领码头和富池口。由于守军增调4个军加强防御，双方在大冶、阳新地区形成对峙。10月5日，日军第27师经月余进攻，占领箬溪，向咸宁进犯。第101师渡过鄱阳湖，向德安地区的第1兵团进攻，双方成胶着状态。10月上旬，第1兵团抽调三个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实施反击，一举歼灭日军约4个团。

    日军第11集团军第6师沿长江北岸地区进攻，8月2日攻占黄梅后继续西进。9月中旬，日军占领广济、武穴后，围攻田家镇要塞。第4兵团一个军固守要塞，三个军在外围策应作战，奋战旬余，伤亡甚重，29日要塞失守。10月19日，日军攻占浠水，直逼武汉。

    日军第2集团军沿大别山北麓地区进攻，8月下旬从合肥出发，分别占领六安、霍山后，向固始、叶家集(今叶集)方向进攻。9月16日商城失守后，守军退守大别山各要隘，双方激战月余。日军第10师攻占固始后，在春河集、潢川一带遭第59军顽强抵抗，又在信阳以东地区遭第1军阻击，后得第3师增援，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日军第9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日军第27师配合第9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

    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陈诚反思武汉会战的败因：七十个师输给七个师团

    （来源：新华网综合）

 

武汉会战期间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左）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右）。

（资料图）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记述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回忆。全书分三个部分:回忆国民政府(包括陈诚本人)组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具体事略；陈诚于抗战期间主政湖北的亲身观感和详细情况；陈诚在抗战中的日常言行纪要以及与蒋介石等在抗战中的往来函电。

 

    反思武汉会战的失败原因

    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语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这是说纠正过去失败的经验，自然可以达成后来的成功。但如前车之覆并不足以为后车之鉴时，则反复失败的悲剧自不能免。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只是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孙子·虚实篇》:“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这真是微乎神乎，谈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势战略，足见其战略攻势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敌不知其所攻”难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为之备的守势，其结果就是“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此即所谓备多力分。在备多力分情形之下，难合“五则攻之”的条件，又安能战术上取攻势乎？战略上既取守势，战术上又难取攻势，其必无往而不陷于被动，乃为不证自明之事。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中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我们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战机，争取主动，造成几次局部的胜利，但这只是偶然的例外罢了。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一个师团往往敢于主动进攻中国数个军。

（资料图）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长沙前清邑庠生邹炳蔚预言敌如侵入武汉，即赴水死，以激励其子侄矢忠报国，既而果然。设使战地民众均能如邹炳蔚，尚何愁强敌之不灭耶？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

 

在印度进行训练的中国驻印军部队

（资料图）

 

    回忆远征军：史迪威给我保留了一吨的飞机舱位

    史迪威确实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战的军人，他受知于马歇尔将军，所以才被派到中国战区，担任参谋长职务。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认识他的，不过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庆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对于同盟国的全盘战略问题，谈得很投契，后来他欢迎我到远征军去，想即造因于此。

    我在远征军任内，中美合作得甚为愉快，绝无一方凌驾一方，或任何一方显出委曲求全的样子。我与史迪威相处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信”，不作无谓的敷衍。凡是答应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并且尽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应。我刚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军学校的房子，作训练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过，久久不得要领，才转而和我交涉，并要从军队中调用人员。我当时答应他房子可以照拨，所需人员不能从军队中调，可由杜聿明原设训练班中拨用。起初他很怀疑我的话能否兑现，及至很快地房子让给他了，他才晓得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人。从此他对我有了信心，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先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我多次拒绝他的请求，他亦不以为忤。譬如他要经管训练班的事务事宜，以求迅捷，我没答应，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请求调整学员伙食费为每日五元，由美方负担，我说:“少数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当他们结业回队时，势将无以为继，反倒引起不满。今日史将军的学生，都是我所统率的部下，如各部队一律援例调整伙食，我将何以为计？”他说:“实因学员工作辛苦，应有较好的营养。但我绝不做长官不准的事。”亦即作为罢论。后来还是我们自动地将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费，调整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间，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电话中就把事情办了，很少动用公事。他手下有几个人，对于中国人的信心较差，表示这种办法不大妥当，但是他还是不以为意，他说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能省一点手续，就省一点手续。

    在我生病期间，史迪威送我不少药品和食物，我谢谢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价，实在不敢收受。后来将药品作了价，食物部分他执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领了。

    我到远征军之前，军人走私，视为常事。我来了以后，史迪威在经过驼峰的空运中，曾给我保留了一吨的舱位，我婉辞谢绝了。在云南前后六个月的当中，我没有从国外买过一文钱的东西。军中知道我拒绝舱位的事，走私之风，为之大减。

 

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官兵作战素质、战斗技能普遍较差，因此在战斗中表现难以战胜数量较少的日军。图为进行训练的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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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个月，的确处得不坏，但最后却与我政府闹翻了。可能因为彼此的了解不够，但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关系也很大。

    史氏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从那时起，他交结了一些亲共“反蒋”的朋友，从此以后，他对中国问题就存上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到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时候，他认为实现他的成见的机会已经到来。当他离开华盛顿之前，曾在马歇尔和史汀生面前公开说:他到中国之后，将压迫委员长将国军的统率权交由他掌管(见《史汀生回忆录》)。华盛顿派这样一个人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即使说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当然史迪威之为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现在知道的多，无法想到在观念上彼此距离那样的大。好在在远征军我们的交往，都是军事上的，牵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来美援武器大量运到，对于如何分配问题，是他与我政府发生歧见的开端。他坚执军队武器应该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个营的炮，三百六十门，每师一营，炮十二门，可保持相当强大的火力。但我们则认为同属国军，政府应一视同仁，装备方面不能过于参差。这一歧见，双方都有道理，尚有调和余地。最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样地装备共军。

    此时的共军，已在抗战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满，“颠覆”政府的阴谋和行动，日益剧烈。政府为了顾全大局，纵不能明张挞伐，但也没有为虎添翼给以武器装备的道理。这件事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虽不干远征军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触甚多，谈到这些问题，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

    史迪威还认为他能指挥共军，想把共军编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随意由他调遣到各战场上使用。这一点表示他对共产党根本缺乏认识。除非莫斯科，共军是不受任何人调遣的。美国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的当，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土地改革”派，同样是中国人，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个“联合政府”的幻想。从胜利的前一年起“联合政府”就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话题。连政府都可以采用联合形式，则国、共军队焉有不能统一指挥之理？史迪威个人既有此抱负，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以实现他的抱负为职志。国军是无法和共军并肩作战的，在这些问题上，终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员长经过多次的忍让，也终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