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抗战十大经典战役——长沙会战

经典之四：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沙展开激烈巷战。 资料图片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长沙会战。

    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战幕，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进犯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动员战区所属部队约24万兵力迎战。10月15日，30集团军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10余万大军，配备强大的火力和大量骑兵，于9月中旬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中国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 个军30个师。日军9月27日攻入长沙后仅3天就被迫撤退。10月8日敌我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驻华中的日军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3日再度进犯长沙。中国军队第9战区决定集中兵力将敌人诱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予以包围歼灭。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从军长到士兵，均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1942年1月 16日，恢复战前原态势。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此前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横扫盟国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据点与要塞。长沙之战，令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此后，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 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决议给中国5000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终于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6月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四次会战中，中国军队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占领长沙，但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日英雄谱：指挥长沙会战的抗日将军——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１８９６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１９１０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４军任师长。１９３５年任贵阳绥靖主任，一度代理黔省主席。抗战 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１９３９年代理第９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

    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粤汉间的湖南成为日本侵略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又以第４０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总结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利用湘北复杂地形，与敌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敌军先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我军前沿阵地，渡过新墙河，扑向汨罗江北，并与沿粤汉线南下的日军第３师团会合后，很快攻至汨罗江南岸，进入我军预设之决战区域。薛岳向所部官兵下达手令：“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他要求“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日军第３师团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阿弥岭等中方阵地发起了进攻。薛岳下令第１０军李玉堂布下巷战阵势，守卫长沙市区。双方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拼死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敌军的攻势受挫。为了加强长沙防守和反击力量，薛岳又调第７７师进入长沙预备作战。与此同时，他部署外围的中国各军由远处向长沙逼近。当敌军看到被中国内外线兵团包围的危险准备撤退时，薛岳即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敌军展开围追堵截。日军且战且退，损失惨重。薛岳指挥中国军队利用湘北山丘河流交错纵横的复杂地形，继续以各种方式追击，使敌处处挨打。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战役共歼灭日军５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抗战胜利后，薛岳被委任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１９４９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同年底任海南岛防卫总司令。１９５０年５月去往台湾。（完）  

宁肯战死沙场决不后退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9日

    采访地点：湖南长沙

    见证人：刘冬松　男，1919年生，1937年9月在长沙衡湘中学高中毕业进黄埔15期。亲历长沙保卫战，曾任作战参谋、连长、少校参谋、南京首都卫戍总部卫戍区参谋主任。1948年回到长沙，1953年到1993年教书。退休后又在大学教授10年英语。

    ■ 刘营500人壮烈牺牲，刘虞卿本人被俘，被日本人挖眼割舌

    1941年9月18日，日本第二次发动侵犯长沙的战役。一九七师五九团第二营———刘虞卿营负责守护洞庭湖青山，日本侵略军动用了汽艇、大炮、飞机等将青山团团围住，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刘虞卿营500人全部壮烈牺牲。因为青山本身为孤岛，无法支援，而作为作战参谋，我直接负责和刘虞卿联系，打到最后，刘虞卿剩一个人时被俘，被日本人断头挖眼割舌。虽然与他没有见过面，但说话最多，刘虞卿营长“与阵地共存亡”的话语至今仍响在耳边。

    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开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根据第一、第二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采用“利用湘北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保存实力、水泵敌人、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这次会战，九战区的兵力是这样部署的：二十军从新墙河南岸起由北向南以新墙河、泊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条河流为天然屏障，步步为营，做节节抵抗，为我们侧翼主力部队和邻省二线兵团能及时赶到长沙参战赢得了时间。长沙城只留第十军一个军死守，湘江西岸岳麓山还配备了一个榴弹炮旅，居高临下隔江支援守城部队作战。这次投入了13个军共约40多万的兵力参加这次会战。

    当时第十军李玉堂非常坚强、机智，在湘北拉开口袋，等日本侵略军“就瓮”，日本人再次碰到硬钉子后开始全面撤退。在这种情况下，九十九军军长付仲芳把军部移到湘江，变守为攻。一九七师奉命组织轻装队时，我作为作战参谋和行伍出身的副师长胡大任到指挥部听令，带侧击支队过江打从长沙撤退的流散之敌。

    ■ 有的食品商店自动捐出整包白糖做沙包，支援守城部队作战

    为了加强守城力量，长官部还从七十三军抽调一个能打硬仗的二二九团，配属给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指挥。二二九团是在1941年12月25日早晨由益阳急行军赶到长沙岳麓山的。为了避免白天敌机侦察和轰炸，于当天夜晚渡过湘江，奉命固守长沙城北门外湘雅医院一带阵地，趁敌军还未进攻到长沙城以前，大家就抓紧时间赶筑防御工事。

    当时长沙城的老百姓早就疏散了，只有少数商店职工留守仓库没有离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守店职工，爱国心切，自动组织起来协助守城部队加固防御工事。特别是他们在敌机轰炸和扫射的情况下，不顾个人生命危险，从小西门河边帮着拖运河沙，为我们守城部队赶制沙包。有的食品商店还自动捐献出整包白糖做沙包用来支援守城部队作战，有力地激发了守城部队的斗志。

    ■ 一个湘西籍士兵腿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两个逼近敌人同归于尽

    长沙城的攻防战，是1942年元旦那天早晨打响的。元月5日晚添了工兵排、炮兵连等组成了侧击支队，8日过江到湘应县侧击敌人。还没走十多里路，前锋步兵营派出的“斥候”(便衣尖兵)发现敌人运输队，一场激战打死敌人十五六个。后又走一段路后，在马石大山发现敌人的一个策应撤退部队的据点。胡副师长报仇心切，决定不等其他部队自己打。

    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现在想起来都很得意的作战方案：考虑到敌人这个据点主要是策应撤退部队，防范措施肯定很好，我们决定晚上佯攻正面，主攻则是从左右和后方远道迂回，三面包围敌人。天黑时，担任佯攻任务的部队接近敌人200米时，把火力打得很猛，敌人果然以为这是正面战场。半夜时分，迂回包围部队到了，把信号弹一打，三面围攻，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打死日本鬼子70多人，还缴获了很多物资。

    长沙守城部队在敌军陆空联合作战和优势武器的进攻下，战斗是十分激烈的。我军虽然武器差一些，但大家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怕牺牲，顽强抵抗，经过三天三晚的拼搏，长沙城始终在我军手中。战斗实况是这样的：当敌军飞机大炮向我军猛轰时，我军依仗坚固工事不予理睬，直待敌军步兵进入到我军阵地前二三十米时，才进行还击，投掷手榴弹或与敌人拼刺。班长李金贵在刺倒两个敌人后，自己却被另一个敌人从背后将其刺穿腹部肠流肚外。另一个湘西籍士兵在腿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两个逼近敌人同归于尽，像这类可歌可泣的事例太多了。

    战斗的惨烈难以形容。有时白天阵地失守，当天夜晚我军发挥夜战和近战之长，在没有敌机和大炮威胁的情况下，又将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在那种激烈与敌拼搏的情况下，战士们顾不上吃饭，每天顶多只能轮流吃上一顿饭或光吃饼干果腹。尤其是战场上口渴感到特别难受，好不容易弄来一点吃水，又要照顾留给受了伤的同志喝。在战斗激烈和生活艰苦的处境下，我们守城部队的官兵，只有一个想法：即使打得只剩一兵一卒，宁肯战死沙场决不后退。

    这样艰苦顽强地持续到元月4日，敌军才发觉已被我外线主力部队包围，为了避免全歼，仓皇撤退。可是在北撤途中，不仅遭到我守城部队的反攻追击，而且还受到我们主力部队来自四百八方的拦截和阻击。当时敌军既要对付我外线部队和二线兵团的分割包围和阻击，又要排斥伤病员撤退，加上在北撤途中必经的道路和桥梁，早被我方军民破坏，所以行动十分迟缓，再者敌军对外联络补给中断，因此弹尽粮绝，饥疲交加，真是处于四面楚歌狼狈不堪的境地。敌军在我军沉重打击下，只有部分官兵漏网逃回岳阳原阵地。

    此次会战，日军死伤很重。据九战区长官部战后统计，日军死伤约6万人。我军特别是我们守城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参加战斗的二二九团五连百多人参战，经过三昼夜的血战，也只剩下26个人了……

    ■ 当时热血沸腾，只想多杀敌，根本没有意识到帽子被打穿，头上被打破了

    1944年6月间，第四次长沙大战开始。6月16日下午2点，师部命令第五连开赴南大膳以北周围地区阻击敌人登陆部队，行军90里，在日落前赶到南大膳下堤。为了怕被敌人发现我们，爬行10多里地，发现敌人的登陆地点。根据作战计划，我们爬到步枪有效射程才集中开火。当时，9挺轻机关枪，9挺掷弹筒，90多支步枪集中开火，打了8个多小时，取得了胜利。

    6月20日，我们行军90多里在拂晓前赶到草尾，支援正与日军交锋但损失惨重的四连。当时四门小炮打阵地前的敌人，掷弹筒打后面的敌人，而步兵则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我在拿着驳壳枪指挥的时候，被从头上飞过的子弹擦伤头皮，但当时热血沸腾，只想多杀敌，根本没有意识到帽子被打穿，头上被打破了。

大炮炸得敌人尸首乱飞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

    见证人：白太常　男，1915年生，黄埔军校12期学员。1941年到1942年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任重炮第一旅七团二营五连连长，二级军官。他所在的炮兵团在长沙会战中与步兵配合默契，重创日军，受到抗日统战总指挥部的嘉奖。

    ■ 我们得到指挥官一声令下，就立刻开炮

    我从黄埔军校一毕业就参加了抗日战争。在长沙会战时，我任重炮第一旅七团二营五连连长。

    我们的炮兵部队装备的是当时最精良的德国大炮，是15厘米的榴弹炮。一颗炮弹落到地上留下的弹坑直径最大可达600米。我所在的炮兵团有一个营在长沙，有一个营在江西。我的连里配备有4门炮。

    开拔到阵地的详细时间我已经忘记了。战役开始之前，在1941年的六七月间，我们用船将炮运到岳麓山脚下构筑防御工事。只有炮口是露在外面的，上下左右都可以动的。我们用石头和草皮做了掩体，旁边还用网子盖了起来。日军的侦察飞机也没有发现我们的防御工事。

    炮的最大射程是30公里，其最有效的射程是10至15公里。我们的阵地到长沙有8公里，弹道出去是一个弧形，由城上面穿过，正好打到长沙城北有十来公里的地方，那儿正是日军进攻长沙的必经之路。

    日军开始向长沙城进攻时，我们用炮兵专用的望远镜看到了他们前进的位置，同时长沙城北指挥楼上的步兵指挥官也把他们看到的情况用电话快速通知我们：“日本人已经接近我们的攻打目标。”我们得到指挥官一声令下，就立刻开炮。

    那段时间我们不分白天晚上都在打仗。

    我们打的最好的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由于德国制造的炮弹比较贵重，数量有限，当时规定每门炮一天最多只能打30发。我们的士兵很珍惜这些炮弹，一般都不敢打到30发。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一门炮一天打了23颗炮弹。我们的大炮威力很大，打中日军他们就是必死。有时候我连里的4门大炮集中攻打一个点，爆炸范围达到两公里。从望远镜里我看到，日本人的尸首、断臂、衣服等等的被炮打得飞起来。

    我们的炮兵伤亡相对较少。我连里牺牲了3名战友，7位受伤，是被日军飞机所投的炸弹炸伤的，我的锁骨也被飞来的弹片打断了。

    在反攻时，由于步炮协作十分好，对日军的杀伤很大，我们得到了抗战最高统战部重庆方面的表扬。老百姓为长沙会战的胜利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自发地烧毁了粮食或者倒入水沟，把路都破坏掉了，日本人进城后找不到吃的，百姓的牺牲也很大。

    话外音

    记忆历史是要有所凭借的，而此前长沙岳麓山上的一些抗战文物并没得到很好保护。据报载，长沙会战纪念亭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毁后，其亭内“长沙会战纪念碑 ”废置路旁；记录了九战区各参战部队士兵(名录)的纪念碑石，成了围栏的栏板；九战区战时指挥所(地处清风峡内山洞)长期关闭；曾作为指挥所的警察纪念堂 (1935年建)则成了一栋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