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湾会议

    1939年10月，“江抗”奉命西撤，编入“江抗”的地方武装绝大多数随队西行。随着抗日主力部队的撤离，无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日伪军无所顾忌地对乡村进行“扫荡”。驻荡口、周泾巷据点的日军，纠集绥靖队侵袭甘露、梅村等镇，抓捕民众，抢掠商店，并散布“江抗”一去不再来”的谣言。

    国民党“忠救”虽大部队已调至浙江孝丰整训，但留下的小部暗杀队险恶窥视共产党的活动，杀害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地方人士，并趁机拉人马、扩地盘。原“忠救”十支队余部在锡北一带的活动又猖狂起来。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乘隙而入，假抗日的名义，诱惑并收买“江抗”西撤后仍留在地方上的游击队头目，委甘露地区的杨忠为“苏常太抗敌自卫团”团长，并派员进驻该部，扩充势力。

    国民党地下县政府见机图利，派员到梅村向地方人士征收税款，并直接在河道设卡收税，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被“江抗”收编了队伍的地方游击队的头目牢骚满腹，责怪 “江抗”卷走了弟兄们”、“江抗”不够朋友”、“不仁不义”。于是又以各自的门徒、亲信为社会基础，重新拉起小股武装，重操“立地为王、各霸一方”的旧业，另谋出路。

    在逆转的情况下，群众的抗日情绪受挫，但多数人翘首盼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早日归来。

    “江抗”西撤后，在失去了抗日武装支持的游击基点里，党的活动面临困难。在敌我力量消长、环境和条件发生突变的情况下，中共江南特委机关撤出梅村，迁往常熟；中共无锡县委遵照江南特委指示，党的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入隐蔽。一些已经暴露面目的党员、干部暂时转移隐蔽，有的在县境内易地，有的暂避上海，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开展秘密活动。中共无锡县委将县委机关从梅村德仁里巷迁入无锡城区。

    面对“江抗”西撤后出现的困难局势，怎样坚持敌后抗日，成为摆在无锡地方党面前亟待明确的问题。1939年10月14日，中共无锡县委在城郊青山湾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和部署县委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王承业、鲁乃铭、杨增、王新民等，县委书记王承业主持了会议。

    青山湾会议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任务。会议一方面肯定了“江抗”东进激励了无锡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热情，涌现了一批抗战积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50多名党员，扩大了共产党和抗日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尽管“江抗”西撤，这些有利条件已为今后地方党开展抗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县委看到了“江抗”西撤后，各游击队头目再度重拉队伍、各踞一方，而地方党陷于“手无一兵一卒”的境地，因而对没有切实掌握地方武装，抗日的军事力量不足，产生切肤之感。县委在对“江抗”西撤后的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后，制订了控制和掌握地方武装的工作方针。与此同时，县委部署了几项具体任务：一是做好宣传工作，稳定群众情绪；二是加强党的建设，积蓄抗日力量，开展适度合法斗争；三是派员控制几支有影响的地方游击队，掌握地方武装。

    这次会议还确定城郊惠农桥和济瞎坊为县委机关联络点，保持同乡村党组织的联系；在甘露镇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点，保持同江南特委的联系；宣布县委领导机构，王承业继续担任县委书记，鲁乃铭任组织部部长，杨增任组织干事，王新民任宣传干事。

    会后，县委干部分赴各地，同党员和骨干一道，贯彻青山湾会议精神。

    “江抗”西撤后，部分群众抗日情绪低落。针对这个情况，党员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江抗”西撤时散发的《告同咆书》，讲解 “江抗”西撤的战略意图，讲述白丹山战斗中“江抗”战士的英勇事迹，传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果，阐明共产党不会轻易放弃这块游击区，从而消除群众的误解和疑虑，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无锡县委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继续发展党员，积蓄抗日力量。青山湾会议后，组织干事杨增去无锡北乡、东乡和西乡的基层组织，接上党的关系，并要求基层秘党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掩护，运用各种公开、灰色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一批党员以教员、职员、短工、小贩等公开职业分别活动：赵建平在安镇唐埂上组织“兄弟会”，徐明在梅村柘树园组织“保家队”，朱帆在堰下村组织丝竹乐队，王新民在华庄惠甲里组织“兄弟团”，并创办“达才”中学，培养骨干，发展党员，与周之彬、惠裕生等建立中共锡南区委；姚家（礻乃）在甘露镇秘密联络杨忠部政治部的洛菲、荣政，并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和发展了党员。在城区，周志远领导“职救”、“青救”、“学救”等抗日群众团体办夜校、出版《生路>刊物，散发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诸如“共存共荣”一类的骗人鬼话，开展抗日宣传和保障群众利益的适度合法斗争。城区党组织还发动铁工厂、布厂、煤炭业职工开展小规模的怠工、罢工斗争，从中培养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到1940年初，在农村建立了17个党支部，并成立了锡南区委，党员发展到180余人；在城区建立了7个党支部，有党员4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