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江阴社会状态之分析

    江阴沦陷期间，江阴先后出现了三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在日军卵翼下的伪政府，为虎作伥；二是国民党县政府转入地下，县政难以推行；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澄西县委、江阴县委、虞西（澄东）县委和沙洲县委4个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创了抗日斗争新局面，激发了江阴民众“以血还血、以暴抗暴”的抗日热情。 

    纵观江阴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其演变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4月1日，日军的焚烧劫掠和破坏，使江阴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况。其间，江阴物价混乱，物品奇缺，表现为：一是物价高下不一，农产品低落，而奇缺产品随行上涨；二是因战火导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物资交换失去市场，工、农、商诸业萧条；三是日军疯狂的烧杀抢掠，导致社会混乱。

    第二时期，1938年4月1日至1940年春，伪政权自称为“自给自足”时期。其间，苛捐杂税泛滥，摊派之风盛行，人民贫苦加剧。伪政权推行所谓“一条鞭”政策，统一设立河卡，并分别征收政府各税、港口货物捐、田亩捐、绅富捐，发行各地流通代币券等，加之各级伪政权大兴贿赂之风，招待日军及筹组“维持会”等，使得民不聊生。

    第三个时期，1940年春至1941年秋，属江阴局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稳定时期。1940年6月，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随着武装开辟澄锡虞的胜利，着手创建了澄锡虞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澄西地区也在苏皖区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以至于日伪惊呼：“新四军把整个江阴乡区盘踞，实不啻小规模的苏维埃区域”。由此，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壮大，根据地工农生活得到了改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其间，东路党政组织为了解决农民生活问题，从上到下建立一整套的财经工作机构，实施“二五”减租、重点打击高利贷和牟取暴利等行径的减息政策；积极整顿金融秩序，发行抗币和代币券，统一市场流通贷币；重视水利建设，发展群众生产。党领导人民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根据地的稳定，震慑了敌伪势力，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

    第四个时期，1941年秋至1943年秋，属日伪压榨时期。日伪横征暴敛，大肆经济掠夺，表现为赤裸裸的抢劫，被江阴百姓痛斥为“清箱”。仅1941年底，日军迫田洋行一次性在长泾、祝塘就强行采办军米4万担，以致造成江阴“农产物价高涨一倍半，日常物资价格也急剧高涨”，人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这一时期，日军迫于长期战争危机和战线的扩张，采取掠夺、侵占以及控制江阴经济命脉等方法，以利于实施和实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战略。为此，一是开展空前残酷的分期分块“清乡”扫荡，以此达到控制江阴区、乡和农村的目的；二是采取封锁政策，窒息江阴经济的发展和货物流通；三是发行伪币，割断与根据地的经济往来；四是建立“合作社”操纵物资流通，以掠夺的物资充实市场，将江阴民族企业推向破产；五是收购米粮纱布，动摇江阴民族工业的基础，以此达到统治江阴的目的。

    第五个时期，1943年秋至1945年秋，属江阴抗战胜利前夕的经济反封锁时期。这一时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全国抗战形势逐步好转的时期，党对澄西地区武装恢复斗争的展开，迫使日伪更加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经济封锁。为此，江阴党组织利用日伪关卡上的弱点，鼓励外商将日军禁用物品运往江阴和苏南各地，并根据所需药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下调税率，促进商贸流通，使日伪经济封锁名存实亡。根据地军民则抓住有利时机，配合军事斗争，有力地打击日伪反动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