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始末 —— （三）

（三）

    “锡流”成员到达武汉和南昌后，绝大多数分别参加了各地的革命工作。

    周秋野、薛永辉、严文祥带领的“锡流”一队20余人抵汉后，有部分人找到了在武汉的亲属或其他关系，就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周秋野等10人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但“八办”鉴于要求去延安的人太多，那里安置条件有限，劝他们暂不去延安。当时山西实力派阎锡山面对日军的进攻，为了保住地盘，与中共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采纳了中共方面不少建议，包括创办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培养和招收年轻军政干部以创办新军、改造旧军等。党组织已先后派去了不少青年骨干。其时山西“民大”正在武汉等地招生，“八办”就建议周秋野等前去报考。周秋野、严文祥二人遂先考入山西“民大”，结业后分配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以后编人八路军，又分别进入延安和绥德的“抗大”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方军政机构工作；解放后周秋野曾任驻澳大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享受正部级待遇。薛永辉、孙明、胡任方（原名胡国瑞）等8人仍想去延安，就又到西安去找关系，西安方面也是同样的意见。这样他们就去报考了正在西安招收政工人员的阎锡山卫队师第六十六师。后来，薛永辉、孙明、程雪、胡任方、苏敏（原名胡国瑶）等先后从山西去了延安；宋品珍因病早逝；王达三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于塔山保卫战。薛永辉以后又由组织派回家乡，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太湖地区坚持游击武装斗争的著名薛司令。

    由九江前往武汉的吴志明、陈立平、钱敏、陈佩三、孙章录、陈云霞、华英等去中共长江局接组织关系，却遇到了意外的情况。原来根据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第一次通知》的新规定，当初江苏临时省委对吴志明党籍的承认现在不被认可，这样他所发展的7名党员的党籍也就只能作为无效。但由于这些同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所以长江局要他们重新办理入党手续。鉴于新四军组建后即将东进抗日，需要大批江南干部，长江局就将他们派去南昌向新四军办事处报到，他们的组织情况由陈立平带同前往南昌向中共东南分局汇报。这样，这批同志就连同走北线先期到达武汉的“锡流”一队的一些人员一起到了南昌。后来钱敏、陈佩三、王新、李慈都在南昌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至于吴志明，则按照长江局的意见回到家乡淮阴重新开辟工作，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于1940年10月重新人党，此后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和内蒙古地区担任部门领导工作。陈立平由东南分局分配工作，后回到太涌地区坚持斗争；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其余的“锡流”人员和溧阳青年分批到达南昌后，受到了党组织及抗日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极大关注。正在南昌编辑出版《中国农村》刊物、与新四军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的薛暮桥、罗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重要负责人孙晓村，南昌救国会负责人夏征农，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陈少敏都前往看望，有的并为他们讲课作报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办事处虽正在筹建，但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分局宣传部长兼新四军办事处主任黄道也接待了他们。他们还被安排听取了一次新四军军分委副书记陈毅同志关于开展东线敌后游击战争的报告。在经过短期休整后，东南分局对他们分批进行了安排。

    孙克定、杨增、傅一夫、王豁、张士英、郑求真、朱穆之等和未与“锡流”同行而另行到达南昌的宿士平共10人被分配去浙江工作。因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骇是比较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桂系人士，他接纳了一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如张锡昌等，还在遂昌、龙泉、云和搞了三个实验县，需要不少抗日救亡干部。为此，党组织陆续派去了不少青年骨干。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孙克定辗转到达皖南军部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后他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宿士平后在金华被捕，关押上饶集中营，经茅家岭暴动到达茅山根据地。杨增后来回到江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朱穆之后来一直从事银行工作。

    钱敏、陈佩三、周婉如、李伯敏等率一批人被分配去江西省青年服务团。这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创办的，党组织乘机派进去大批进步青年。服务团下分10个大队，其中第五大队主要由无锡和溧阳青年组成，大队长陈佩三，秘密支部书记钱敏，组织委员沈啸森。周婉如、李伯敏则在第三大队分别担任支部书记。五大队主要活动于上饶地区的弋阳、玉山、横峰一带，除了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外，还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及其外围中华青年解放先锋队。服务团内的国员党人士被完全孤立起来，其他各大队也是类似情况。国民党当局见青年服务团已难于控制，遂将其解散，其中的男青年分批送往武汉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集训，女青年则分别编人战地服务团。五大队被送去集训的有钱敏等20余人。他们在“战干团”不堪忍受反共思想的训导和集中营式的生活，在钱敏等的带领下，大部自发撤出逃回新四军办事处，其时曾山、黄道也正要通知他们撤回。他们就被分别派到新四军或各地党组织工作。钱敏后来回到家乡开展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继续开辟和发展了苏浙皖边区的游击武装斗争，直到当地解放；解放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部长。陈佩三未去“战干团”，撤到了福建，后来也回到无锡担任县委书记，因环境恶劣和积劳成疾，病逝于抗战胜利的前夜。李伯敏转移到浙江，后被捕牺牲于监狱。编人战地服务团的女同志，后来有几位被组织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其中，周婉如曾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谢志成成了陈丕显的夫人和战友；柳肇珍与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长罗忠毅结婚，在日军的一次突袭中牺牲于宜兴。留下来的几位女同志后因江西形势恶化撤至福建，其中蔡翔云、华英、徐品芳先后牺牲于福建；孙竹云后与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结婚，她与杨兰珍、宋梅影等一直在福建坚持到解放。

    其余大部分“锡流”人员被安排去位于铅山县石塘镇的赣东公学（又称新四军石塘政训班）学习。在途经铅山县城时，应国民党县政府的要求并经党组织同意，留下孙章录、李广、陈野萍、严永洁、程桂芬等十多人成立铅山县抗日青年服务团。他们先后在铅山、弋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团内发展了不少党员，后来实际上成了中共闽浙赣特委的一个联络站。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上级党组织遂决定将其中的党员撤出，分别派去皖南军部和赣东各地工作。孙章录、李广后来都回到苏南，孙章录一直坚持在太涌、苏浙皖边区；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广转战茅山、鲁南，直到解放；解放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严永洁与当时的赣东特委书记谭启龙结婚后，便一直在一起共同战斗。

    到石塘赣东公学学习的“锡流”人员经过短时间的军政训练后，由闽北特委分别安排了工作。包厚昌、王新、张之宜、孙慎、孙顾、徐品芳、殷梅倩、龚鹏佐、邵钟、华仁义、施立人、张祖耀、侯日千、陆平东、朱行厚等15人组成战地服务团被派到国民党江西省保安第一团搞宣传工作。这是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向新四军办事处提出的要求，因为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国民党各派系都在为扩充势力而拉拢、争夺知识青年，这也为我党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机会，因而闽北特委作出了这一安排。战地服务团到保一团后，与士兵交友谈心，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倡导民主平等，同时向驻在地的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很快赢得了保一团下层官兵和驻地群众的信赖，同时也遭到了反动人士的忌恨，称之为“赤化”。保一团被调往南昌整训，战地服务团也面临分化编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战地服务团人员全部撤出，4位女同志留江西另外安排工作，男同志均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以后，包厚昌、王新、龚鹏佐被称为“陈毅同志派来的三位模范指导员”随新四军东进江南东路地区。在长期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王新、龚鹏佐、华仁义、施立人、范敏等先后壮烈牺牲。包厚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战斗在大江南北，成为当地威名远播的包司令；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张之宜也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坚持太涌地区的游击武装斗争直至解放。

    参加石塘军政训练的其他“锡流”成员，有的随同刚在石塘整编成军的新四军三支队前往皖南；顾风、沙陆墟（原名沙仲虎）等一批人分配去福建工作；程兰芬、张君实、舒仁岳等大部分留在江西，在赣东各县的青年抗日服务团、抗宣二队、妇女生活指导处等团体内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许多同志入了党，因为坚决与敌伪顽开展斗争，有不少人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缉捕对象。后来，这批同志大多经组织安排撤到皖南，被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投入了新的战斗。杨增的弟弟杨云轩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钱敏的弟弟钱浩元牺牲于茅山。

    在当年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锡流”或许只是一条小小的支流。但它同样是大浪淘沙、汹涌奔腾。除了极个别人经不住冲激被历史所淘汰外，绝大多数人则奋臂击水，急流勇进，在漫长的数十年中，在不同的岗位、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建设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一些“锡流”的老同志至今在回首往事时，还对“锡流”满怀着深深的忆念。他们把“锡流”比作人生的起点、成长的摇篮、点燃革命激情的火焰。

（杨玉伦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