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始末 —— （二）

（二）

    由于撤离的青年原先都分散在四乡从事流动宣传和救护伤员等工作，除城区的部分人员曾开会商议并从无锡抗敌后援会支取了一笔经费外，其余只得派人分头通知到无锡西北乡的陆区桥小学集中，应命到达的共有七八十人。对于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到宜兴、溧阳一带打游击，因为那里有宜溧山区可以作依托，另外，那里在1927年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农民秋收暴动，群众基础较好，还留下了一些老同志和枪支，近日又听说出现了农民群众自发的大刀会组织，可以相互联合作战。于是他们立即集合前往溧阳，所用的名称是无锡青年抗敌救亡服务团。

    到溧阳后，他们受到了当地抗日救亡青年的热情接待。那时，溧阳主要有两个进步青年组成的救亡组织，一个是以沈兰芝、黄金鉴、方克强（原名方其昌）、张之宜等为主的溧阳青年抗日服务团，这几位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后来失去了组织关系；另一个是溧阳青年抗日宣传队，主要由进步学生组成。那时在溧阳还有上海蚂蚁社救亡演剧团的何惧、张庚、张铮、陈锦清等，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的柳浞、柳乃夫、李竹平等。无锡青年到达后，彼此很快就联合在一起行动。在溧各救亡团体几经商讨，决定建立溧阳各界抗日协会，加强对救亡工作的统一领导。为了做好留下打游击的准备工作，经“抗协”研究决定，由溧阳的彭坤元、蒋鸿麟和上海的柳浞、李竹平带一批人去戴埠山区发动群众；方克强、张之宜、朱行厚等则陪同无锡的青年分散到周城、河心一带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并设法与大刀会取得联系；以黄金鉴为首的部分溧阳青年则去做国民党溧阳县长吴吕熙的工作，要他在撤逃时留下部分枪支、钱款以供打游击之需。但这些均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周城、河心一带的地方势力担心被救亡青年所吞并，采取不合作态度；而吴吕熙也耍弄了欺骗手段，他答应留下枪、款，条件是黄金鉴等护送他撤到芜湖。谁知到芜湖后，他溜之大吉，什么也没有留下，而黄金鉴等则滞留在芜湖。

    此时战局又出现了新的态势：日军一路沿沪宁线西侵，一路沿太湖南侧向南京包抄，已到达广德，溧阳陷于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下来打游击显然已无可能。“抗协”就在周城召开锡、溧、沪三方面负责人的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向后方转移。无锡的救亡青年也在周城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准备向内地流亡。大家推选孙克定为团长，副团长有周秋野、钱敏、吴志明。当时吴志明任书记的党支部是不公开的，但在实际上起着核心作用。服务团下面分三个队，负责人有薛永辉、严文祥、李伯敏、陈佩三、王新、包厚昌等。当时还由学过美术的杨增（原名杨云农）设计了布制的白底红字臂章，图案为一持枪冲锋的人形，上标“锡流”的拉丁文缩写“CS”两个字母。此后他们在途中常沿路书写这个标记以作前后队的联系。对于奔赴的目的地，当时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去武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因吴志明在到达无锡之后，曾于11月份在梅村宿巷宿士平家召开过一次外县工委会议，确定万一局势突变无法保持组织联系，就到南京找八路军办事处。而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南京也岌岌可危，因而去武汉“八办”取得组织联系就成为党支部顺理成章的选择。另一种意见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去江西老区寻找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武装起来打回江南老家。反正寻找党的目标一致，向西行进的方向也一致，于是大家统一起来向芜湖进发。溧阳青年救亡组织的20多人和上海的一些救亡青年也决定随队行动，加上其他地方的一些零散人员沿途不断参加进来，总人数曾达到130多人。他们在11月30日溧阳沦陷的前夕离开了溧阳。

    到了芜湖，那里集中了来自苏、沪地区的各种各样流亡团体和大量难民，同时，吴志明与外县工委的另一名委员陈立平也相遇了。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势，认为动员各流亡团体去江西南昌为宜，遂与各地的流亡团体负责人开会商议，决定组织江南沦陷区难民移赣垦殖代表团，以组织安排难民去江西垦荒为名前往南昌。就在“锡流”和溧阳青年来到轮船码头准备坐船沿长江西上时，日军飞机突然飞临江边进行大轰炸，英国怡和商行的德和轮被炸中起火，最终沉没，已经上船的数百名难民多为妇女儿童，大部葬身于火海或江水。“锡流”和溧阳青年尚未登船，大家卧地隐身岸边，幸无一人伤亡。他们目睹日军残杀无辜平民的暴行，益发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和投身抗日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决心。他们牢牢记着，这一天是1937年12月5日。

    日军的轰炸使长江的正常航行受到了严重威胁。“锡流”内部对行进线路又出现了不同意见。由周秋野、薛永辉带领的第一队决定渡江北上，走陆路经合肥到安庆，然后前往南昌。他们带走了一部分经费，另一部分留给团部。第二天，他们就从芜湖渡过了长江，到裕溪口坐火车到了合肥。在合肥他们了解到，去安庆的公路沿线盗匪横行，极不安全，只得继续北行前往怀远，因为孙克定的妹妹孙秀瑾就在这个队里，她的父亲其时正在怀远县政府工作。他们本来是想到南昌去的，此时只能设法走淮河水道去汉口了。但到怀远后，孙秀瑾父亲告诉他们，走水路也不安全，唯有铁路比较保险。这样，他们就又坐火车经蚌埠到徐州，转而西行，到达郑州后，又折而南下，到了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并将带去的经费全部上交。

    其余的人则分成两批，第一批50余人，以“锡流”人员为主，也包括溧阳的张之宜、陆平东、朱行厚等，由王新、包厚昌、陈佩三、张之宜等带领，以垦殖代表团先遣团的名义，搞到一条大木船先行出发，溯江上行，到达九江。剩下的“锡流”和溧阳人员在孙克定、钱敏、吴志明等带领下，沿江步行，经过繁昌、铜陵，到大通时找到一条木船，坐船到达九江与先期到达的人员会合。吴志明、陈立平、钱敏、陈佩三、陈云霞、华英（原名华辉）等因要去中共长江局联系组织关系，就转乘轮船前往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所带经费也全部上交。其余人改乘火车到达南昌，联系上了正在筹建中的新四军办事处。溧阳的大部青年在到达安庆后，应当地抗敌后援会的要求，留下几人协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其余人员离开江岸折向西南，经东至直达波阳，从那里渡过鄱阳湖，抵达南昌，又和“锡流”的人员汇聚到了一起。

    “锡流”的这次行程，被著名女作家、当年的亲身经历者菡子（原名罗涵之）称为一次“小小的长征”，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毛泽东同志曾把红军的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这三个比喻也正可以用来说明“锡流”。

    “锡流”也是一份宣言书。它向人们宣示：参加“锡流”的无锡、溧阳爱国青年是一批为了祖国、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优秀儿女。“锡流”中不乏家境优裕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子女，有许多本人已是小学校长、教员，也还有已成名的学者，但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们毅然抛家别亲、离乡背井，踏上前程难卜的征途，远赴他乡去寻找党组织，寻找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一路长途跋涉，或则徒步前进，或则背纤逆行，脚磨出了泡，肩磨出了茧。白天三餐难继，常以山芋、萝卜充饥。晚上借宿空屋破庙，薄被难以御寒。身上长出虱子，却戏称为“光荣虫”。足伤难于行走，仍坚持于“烂脚队”。种种磨难，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充分体现了爱国青年的豪情壮志。

    “锡流”也是一支宣传队。不论是徒步行进中的宿营地，还是乘船时的停靠码头，他们所到之处，都随即刷标语，作演讲，为周围的群众、难民，甚至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教唱抗日歌曲，演出《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目，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为宣传发动民众抗日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锡流”也是一部播种机。它在沿途的群众、难民，甚至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中，播下了动员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点点火种。或许这在当时只是一些微弱的星星之火，但正是全国各地无数这样的星星之火，最终燃成了焚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燎原烈焰。“锡流”的成员本身也是一颗颗革命的种子，此后，他们播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急风暴雨的洗礼下，最终成长为一棵棵支撑起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伟大事业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