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祠堂文化研究
时间：2014-01-13 08:01 浏览次数： 来源： 无锡社科网 字号：[ 大 中 小 ]
庄若江 高侠 华枫
【摘要】无锡惠山古镇，占地不足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排列着80个姓氏的118座祠堂，以其数量最多，密集度最高，姓氏最多，类型最丰富、形态最多样，保存最完好，构成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独特的“祠堂群”景观。祠堂，也称“祠庙”“家庙”，是后世祭拜神灵、先贤，族人祭祀祖先的处所，是先民精神和英灵栖息的殿堂，祠堂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祖先崇拜、宗法伦理、修谱议事、礼法教育等方面的普泛性意义和功能。祠堂文化是中华宗族文化、纲常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山祠堂群由神祠、庙祠、先贤祠、宗祠、会所祠、专祠等不同形态构成，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体，堪称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蕴含折射在祠堂中的文化，既富于中华宗族文化传统、又带有鲜明地方民俗特色，反映了先人的天人观、伦理观、价值观、器物观。祠堂文化的衍变发展，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集中展呈，体现了忠孝节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儒文化的价值观，对谱牒学研究也有较高价值。本研究，在梳理惠山祠堂群的形成、类型、特色的基础上，对祠堂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解读，为未来的惠山古镇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政府决策依据。
【关键词】无锡惠山祠堂群 祠堂文化 研究
【正文】
江南名城无锡，历史悠久，风光旖旎，是吴文化、民族工商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无锡老城西门桥外，景色优美的惠山东麓，京杭大运河畔，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镇建筑群——惠山古镇祠堂群。在这片不足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18座祠堂比邻而建，其数量之多，密集度之高，姓氏之众，类型之丰富、形态之多样，保存之完好，均堪称“中国之最”。
祠堂，旧时又称为“祠庙”或“家庙”，是家族祭拜神灵、祖先、先贤的场所，由神祠、先贤祠、宗祠等构成，是先民精神和英灵栖息的殿堂，是中华宗族文化、纲常文化的集中体现，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完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祠堂也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俗文化的表征。蕴含在祠堂中的文化，是一种既富于民族文化传统、又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宗族文化，反映了先人的宇宙观、伦理观、器物观，并或多或少折射出儒、道、释文化的光芒。
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期，祠堂文化便开始萌芽，汉代已具雏形，宋代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明清时期祠堂文化发展达到了高峰，内涵也愈加丰富。无锡的惠山祠堂群，是典型的中国姓氏祠堂群落，它既是无锡传统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吴地一个颇具典型性、形神兼备的文化符号，其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涵及其功能价值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惠山古镇祠堂群的历史溯源
（一）惠山祠堂群的形成
无锡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吴地历史上的重大变迁和文化轨迹，都可以从惠山祠堂中寻到端倪。以历史文献为据，惠山祠堂群落的形成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时间跨度长达1200余年，其间历经时代更迭、风雨沧桑，堪称映现无锡历史文化变迁的“活化石”。
惠山现存最古老的祠堂当数“大王庙”，据《越绝书》记载“汉时建春
按照周代《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能自设宗庙祭祖，直到明朝，朝廷才开始允许民间百姓“联宗”立“家庙”。明代以前，惠山祠堂多为“公祠”，明代以后，由于民间宗祠的大量修建，惠山祠堂开始形成群落。起初，百姓的私家祠堂多建于家族的聚居地或其附近，由于无锡老城面积狭小，邑内外的名门望族纷纷到西城门外的风水宝地惠山之麓建祠立庙，惠山祠堂第一轮建筑热潮由此兴起，其中代表要属寄畅园。寄畅园本为明代兵部尚书秦金衣锦还乡后修建的别墅，他死后，别墅曾被子孙各房分占。后秦氏家族为宗族利益达成共识，将这背山环水的别墅改立为家祠。寄畅园依山傍水，水榭楼台，景色清雅宜人，是惠山最为著名的园林祠。寄畅园周围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祠堂，较为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十几座，如陆羽祠、尤袤祠、顾宪成祠、邵文庄祠等。它们多为当时逐渐由农村迁入无锡县城内的望族兴修的私家祠堂，尚带有农耕文化的鲜明印记，如秦氏、邵氏等实力殷厚的私家祠堂内还设有私塾书院，用以教养家族子弟，发挥着祠堂除祭祀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助学育才，印证着吴地传统“耕读传家”文化的深厚传统。无锡明代文化名人浦长源曾以“出郭楼台三四里，游人不得见山容”之句形容当时惠山脚下祠堂林立的胜景。
惠山祠堂群的形成还与无锡明清以来地方经济的快速崛起有直接关联，特别是与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无锡是民族工商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惠山祠堂群落的集聚还归因于吴地较早萌芽并迅速发展的工商经济，从祠堂祀主看，有不少属于近现代在工商实业方面卓有成就且积极回报桑梓的人物。无锡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民风务实而灵动，深得工商经济之要领，至清代已是闻名全国的四大码头——“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与无锡北门有名的米布等商品集散中心的北塘大街、三里桥遥相呼应，紧邻京杭运河的惠山一带形成了大米、丝绸、布匹的交易市场及其与之配套的钱庄、货栈，四方商贾云集于此，经济贸易十分繁荣。以徽商为代表的一批外地客商聚集在惠山寺门前的秦园街、香塍街、绣嶂街等几条街道上搭铺做生意，其中有些商人被惠山的好风水所吸引，决定在此卜宅而居，设立祖祠。由于山麓可建祠堂之地多为本地人所购置，这些人家便选择在店铺之后，沿惠山脚下一条被称为惠山浜的小河边修筑祠堂。“于是，在惠山浜的一些地带形成了有着浓郁徽派风格的祠堂泾。在今天称之为上河塘、下河塘的地方，逐渐形成了100多处祠堂，其中包括徽商建造的朱熹祠堂，大多为清代到民国时期建造。据统计，本地人加上外来定居的徽商，清代惠山古镇所建祠堂达70余座，堪称惠山祠堂修建的鼎盛时期。
时间跨入20世纪，无锡迎来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惠山古镇也随之迎来了祠堂兴建的又一轮热潮。根据可靠史料，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无锡已形成了一个以薛、杨、荣、周、唐程、唐蔡等六大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庞大工商实业家群体，开办的工厂数量及产值接近甚至超过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省会城市。从事纺织、建筑、面粉等行业的杨氏、荣氏、钱氏等工商名家，为方便聚集四方商贾，开始在惠山增建了一批行业会馆性质的祠堂，俗称行业祠、会馆祠，其中尤以杨藕芳祠最具代表性。1895年，参与过洋务运动的官僚杨宗濂、杨宗翰兄弟因上海机器织布局活在而黯然离开官场，返回故里后，二人创办了无锡首家近代企业——业勤纱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大型机器化生产的工厂，生产经营模式已初具现代企业性质。杨家作为当地望族，在惠山河塘原先已有一座中式祠堂“留耕草堂”，为典型的江南园林模式。1912年杨家又在留耕草堂斜对面河岸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杨藕芳祠，鲜明体现出祀主的洋务思想取向，和西洋文化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这些行业祠、会馆祠不仅使惠山祠堂的数量有了进一步增加，而且还丰富了惠山祠堂的种类和样态。
二、惠山祠堂的分类与祀主概况
（一）惠山祠堂群的类型
惠山祠堂群，历史跨度悠长，文化底蕴深厚。祀主所涉综向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多年，从最早可追溯至商末周初的吴太伯，最晚则为民国年间的工商大户杨氏、张氏、唐氏等家族宗祠、祖庙和行会祠堂。从构建时间看，从唐代以来迄今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惠山古镇的118座祠堂，涉及姓氏80个，所涉祀主多达180余位，其中有先秦时期开辟吴地的先贤泰伯，有各朝各代宰相级人物，如战国时期的黄歇（春
从祠堂的设立者看，惠山祠堂可以分钦定官设、民间立祠两大类，即所谓“公祠”和“私祠”。
“公祠”是指“钦定官设的祠堂”，即由官方出资所立祠堂，主要祭祀的对象一是神灵，二是为国家、地方做出重要贡献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先贤。“私祠”则是“民间联宗立庙所建之祠”，即由家族后人所建祠堂。“私祠”则可分为奉祀家族始迁祖的“宗祠”，以及奉祀各类专门人物的“专祠”。其中也不乏公私兼顾的双重身份的祠堂，如华孝子祠、至德祠等就兼具官祠和宗祠的身份。
根据祠堂功能和用途，大致可以将118座祠堂划分为十种）：
“神祠类：1.行祠——东岳庙(黄飞虎、惠山行宫)、庙祠——泰伯殿(泰伯)、神祠、茶神(陆羽)、梦神(于谦)、土神(王越祖)、水神(王其勤)、战神(张巡)、虫神(刘琦)
2.先贤祠：尊贤祠(祀陆羽、华宝、湛挺（湛茂）、邵宝、秦观、尤懋、倪瓒、王绂等十二贤人)、乡贤祠(祀顾可久)
3.墓祠类：单贞女祠、邹氏家祠)
4.寺院祠类：惠山寺、昭忠寺
5.忠孝节义祠类：忠烈祠(昭忠祠)、报忠祠、孝子祠(华孝子祠)、节妇祠(节孝祠)、义士祠(张义士祠)、中节祠
6.宗祠：钱武肃王祠、过郡马綮祠、蒋家祠、苏家祠等
7.专祠类：如王文正公祠
8.书院祠类：二泉书院
9.园林祠类：如寄畅园秦氏双孝祠、李公祠、潜庐（留耕草堂）等
10.行会祠类：会馆祠(如徽国文公祠)、行业祠(如鲁班殿、张中丞祠)。”
惠山祠堂类型之丰富、奉祭姓氏之多、建筑群落分布之密集实为国内之罕见。惠山祠堂群依山（惠山、锡山）、沿街（直街、横街）、傍河（惠山浜），临泉（有“天下第二泉”美称的惠山泉，泉眼多达30余处）而建，左右相邻，成巷成街，多数祠堂单体规模不大，形制不高，以江南民居形态为主，清晰地体现出吴地祠堂注重风水、地理环境的文化特点。不同类型的祠堂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道德追求，以下择取部分典型代表解析之，以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专祠举要
1、神祠、庙祠的代表：至德祠
“至德祠”，又称泰伯殿，祀主委开发江南的始祖吴泰伯。“至德祠”名称来源于孔子“泰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的高度评价。该祠堂位于锡惠名胜区内，映山湖正北，华孝子祠右前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初的商末周初，周太王古公亶父欲传位于三子季历，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父意，为避君位，从陕西岐山千里跋涉，南奔吴地，来到“荆蛮”之地，并依从土俗“文身断发，化而长之”，在梅里（今无锡东部梅村一带）建立勾吴部落（古吴国雏形）。为吴地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文化、水利技术和文明礼仪，加速了吴地的早期发展，使无锡成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德祠”体现了吴地后人对泰伯的追思与纪念，庙祠内供奉了泰伯塑像，记录了勾吴古国的历史。文献载，乾隆十三年（1765），无锡知县吴钺暨裔孙吴培源等购惠山愚公谷炼石阁基址奉檄特建惠山至德祠太伯殿，祠内至德殿供奉了泰伯、仲雍、季札之像，供后人祭瞻。1959年，在锡惠公园建设中保留了祠堂的享堂大厅，将其与荷轩等景点分离，单独开放。现祠内有武中奇题“至德无上”匾额，泰伯塑像两侧分别以“断发纹身”、“荆蛮义归”、“泰伯建城”、“开发江南”为题展示泰伯开吴史迹。柱上悬有楹联“草昧造三吴，自南河阳城箕山以来，天锡此土；豆登延百世，立君臣父子兄弟之极，民无能名。”殿之南北壁间分悬八块隶书木屏，录《史记.吴太伯世家》有关文字。
从商末周初泰伯立国到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绵延了近七百年的古吴国文化，包含了吴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吴国的统治阶层，是中原华夏族的周人后裔，泰伯、仲雍的南奔荆蛮，将中原国家模式、农耕文化、礼仪制度直接移植到了当时荒蛮的南方地区，为吴地注入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因子。泰伯以周礼治吴，改变了吴人的生活方式，开启了吴人的心智，也造就了吴文化善于吸纳异质文化传统，形成了吴地文明的第一次飞跃。
吴文化独特的文化起源，以及通江近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逐渐形成了灵动机智、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自身特点，在中华文化的漫长的历史融合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惠山“至德祠”中“断发文身”、“荆蛮义归”、“泰伯建城”、“开发江南”四个主题，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泰伯开吴、融入先民、开启民智、播撒文化的历史功绩。泰伯、仲雍既是吴国的创建者，也是吴文化的创始人，后世对他的祭祀与崇拜在吴地源远流长，并逐渐神化。
史料中最早出现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苏州至德庙在吴县阊门外，史载“汉永兴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雁宕屯南”，无锡的泰伯庙在梅村，汉代以来虽然数度荒颓，但又得到不断修缮，保存至今。泰伯庙的建立是泰伯信仰形成的标志，也是吴地百姓先祖崇拜的标识。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等人组织重修鸿山泰伯墓，《泰伯墓碑阴记》曰：“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麓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于天下矣！”泰伯被推为吴地文明始祖，强调尊崇泰伯，以泰伯为典范，将其作为构建文明礼仪之邦的道德基础，可见无锡历朝历代修庙祭祀泰伯之原因。今天来看，它不仅有助于弘扬吴文化的尚德精神，也满足了本埠民众的荣耀感和文化归属感，增强了乡土凝聚力。
2、孝义文化的标志——华孝子祠
惠山愚公谷门右，有四面碑坊、门楼、池桥、楠木厅等一组建筑，就是“华孝子祠”。 华孝子祠中祀奉的是东晋时期无锡人华宝。据载，华宝幼年丧母，父亲华豪于东晋义熙末年随刘裕防守长安，临行前告诉年仅八岁的儿子华宝，待自己卫戍期满回乡便为儿子行成人礼、娶亲。然而长安陷落，华豪死于战争。华宝恪守与父亲的约定，直至70多岁仍未戴冠成亲，此事在民间传为佳话。南朝齐高帝萧道成有感于华宝之孝，亲赐“孝子”匾额，以示恩宠。唐代，华宝后人在其住宅基础上建起了孝子祠堂，祠内所供华宝塑像虽满头鹤发，依然孩童装束。唐.陆羽《慧山寺记》说：“华坡者，齐孝子华宝所筑也。”据明代文嘉所绘“孝子泉上故居图”，华宝故宅就在今二泉的上方。明代邵宝的《惠山记》说：“华孝子祠在泉左，即孝子故居。”该祠屡有废兴，现建筑始于明，成于清，保存基本完整。祠东向，门前立四面牌坊，俗称无顶亭，单间、正方形，木石结构，藻饰精美，系华氏宗族族表忠孝节义及科第的纪念建筑物，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祠门牌坊式。庑殿顶、置竹叶玛瑙地盘陀石。过架有溯源桥的承泽池，西娩有八角形石砌鼋池，池壁南北各装饰石蛎首，吐纳二泉水，故又名双龙池。池西为主建筑享堂，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落架翻修，仍保持明代风格；三间八架、歇山顶、楠木结构，但方柱及柱基均为石质，装饰色朴典雅。其内壁嵌明清碑刻35方，大部分为1984年复制。
惠山是无锡华氏的祖居之地，又是发家的风水宝地，华宝开创的孝义文化为后世尊崇，因此被无锡华氏奉为“孝祖”，惠山华孝子祠遂成为无锡华氏大族的祭祀之所。从唐会昌元年华孝子祠故址重建到清道光丁亥年，在长达986年的时间里，华氏子孙代代相守、维护宗祠，传承孝义，并不断充实忠孝节义、清白为人的家族文化，后世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故元代赵孟頫、郑元佑；明代文徵明、邵宝；清代华希闵、华少平等许多名人都欣然为祠堂题字作赋，修祠立碑。
孝是万善之本，百行之先。孝子祠尊其贤，褒其行，崇其德，励其后人。华宝卒后被华氏族人尊为孝祖。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尚人伦、孝为先。孝道一直是维系社会道德秩序和家庭伦理的根本之所在。《孝经》之《开宗明义章第一》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
3、实学思想的表彰——顾端文公祠、高忠宪公祠
坐落于惠山二泉书院南侧的“顾端文公祠”，是后人祭祀明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的祠堂。明正德十一年，惠山寺左有邵宝所建“二泉书院”，顾宪成曾为其作记赞颂。也许因为顾宪成对先贤邵宝十分敬重，抑或对书院、惠山、二泉情有独钟，在其去世后翌年，其后人便择二泉书院南侧地块为其建祠。因顾宪成为人清廉，品行端正，文名卓著，崇祯初获谥号“端文”，祠堂亦名为“顾端文公祠”。顾宪成自幼家境贫寒，聪敏好学，才华出众。万历八年中进士，入仕后先后任吏部主事、员外郎、文选司郎中等职，为官清正，秉公办事。任中负责官员考功，曾弹劾过许多庸官劣吏，后因触逆万历皇帝而被削职返回故里。顾宪成回乡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满怀爱国热情和人生抱负寄托于讲学、议政，东林讲座名声远播，朋贤满堂，天下归心。
惠山古镇下河塘8号高忠宪公祠，祀主是明东林党继任领袖高攀龙。高攀龙厌恶官场黑暗，因亲丧归家，在蠡湖畔构“水居”，名“可楼”，埋头古籍著书立说。后魏党为排除异己，大肆搜捕东林党人，高攀龙自知不免，投池死节。崇祯二年（1629）恢复名誉，谥忠宪，封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在明末的思想、政治舞台上影响重大。他们一方面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在其讲学活动中反对程朱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心学”的空谈误国，竭力提倡“治国平天下刀的有用的“实学”，以此构成明末思想史上意义独特的“东林学”。另一方面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逐步形成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主张，通过朝野之间的力量联系，使影响由内而外，俨然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团体，以此也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主张“反之于实”、“与世为体”。 高攀龙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这种以“治国平天下”为衡量学问之“有用”与否价值观，充分表明了东林党人倡导经世实学的积极主张。东林人设坛讲学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宗旨并不单纯在于讲学，而在于探讨治国之道。顾宪成凡事以国家为念，“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恝然置理乱安危于不顾，以自便其身固，臣之大耻也。”高攀龙亦云：“随时为吾民，此士大夫之实事也。” 为达“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们“削夺不足为耻，刀锯不足为畏”，充分显示了东林党人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东林学派抨击宦官专权乱政，反对独裁专制，力主革新朝政，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任人唯贤，革新史治，并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口号，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之先声。东林学派的政治理想，还表现在他们的“约之于法”的法治思想和惠商恤民，视工商为“生人之本业”的经济思想。
与之前的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东林学派”最可贵的就是“经世致用”，将理学观念发展成实际的政治理想，他们不尚空谈，心怀天下。作为东林领袖的顾宪成、高攀龙因此被奉为“一时儒者之宗”，时人评价甚高，“隆万以来，则有顾泾阳（宪成）生于邑之东南，辟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蒸蒸向往，几与白鹿、紫阳鼎立宇内。维时与泾
4、正人君子的表率——周濂溪祠、顾洞阳祠
同类的祠堂在惠山还有多座，而周、顾二位乃历朝历代正人君子的杰出代表者，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的人格、光明磊落的气节为后世所崇尚，此乃惠山祠堂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民间尚德道德取向的重要佐证。
5、乡贤宗祠的代表——杨氏四祠
杨家世代官宦书香，在近代转型为工商巨族，在惠山古镇118座祠堂中，杨氏一族有祠堂4座，其中包括祭祀世祖杨邦义的杨忠襄公祠、迁锡八世祖杨延俊祠留耕草堂、杨宗濂祠潜庐和杨宗瀚祠。
杨邦义（1085-1129），为大宋时期舍生取义的抗金名将。1129年，金兵攻入健康（南京），杨邦义寡不敌众被俘，金兀术对其威逼利诱企图劝降，但杨邦义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最后被金兀术剖心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杨氏后人于道光十一年在惠山古镇，购得原顾氏“慧岩小筑”旧址，为其先祖立祠追思纪念。
杨四褒祠的祀主杨延俊，乃李鸿章同门进士，在赶考途中曾悉心照顾病中的李鸿章，使之得以顺利完考。后来李鸿章官运亨通，一路升迁，对杨延俊的后人关照有加。杨延俊的两个儿子杨宗濂、杨宗瀚都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杨延俊祠建于光绪八年（1882），为江南园林风格的祠堂，亦名“留耕草堂”，园内有楼有轩、亭桥、戏台、回廊、池塘一应俱全，湖石、花木布局精美，纳锡山秀色于园内，风格清丽古朴，祠名“潜庐”，表现了杨延俊不恋官场，大隐于市的为人。其长子杨宗濂的祠堂与此为一体，为父子同祠。
杨宗濂、杨宗瀚是清末洋务派大臣李鸿章的得力干将，宗濂曾随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建立功勋。后为李鸿章筹备北洋武备学堂，负责大清军事将领培训。宗瀚则负责台湾铁路建设事务，后又受命主管上海机器织布局，数月间使之扭亏为盈，获利数十万两，显示了出色的经营天赋。然而织布局不幸遭遇大火损失惨重，宗瀚遂忧郁成疾。病愈后，宗瀚黯然返乡，与兄宗濂筹措24万银两，在羊腰湾兴隆桥堍建立了业勤纱厂，这是无锡第一家民办工商实业，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机器化生产的工厂，从而拉开了无锡工商实业兴起的帷幕，杨宗濂、杨宗瀚也被誉为“近代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拓荒者”。《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无一不提及无锡业勤纱厂，可见其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先驱地位。此后，杨氏兄弟又先后创办了绛州纱厂、广勤纱厂、榨油厂等，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积极捐资教育，热心公益事业和园林开发，为地方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杨宗瀚祠是惠山古镇唯一的一座外观为西式建筑的祠堂。在整个祠堂群中十分引人注目。该祠堂也是行业词，乃当地纺织工业协会聚会、议事的场所之一。暗红色的墙砖，圆弧形的拱门拱窗、台阶窗台都留有西式建筑的印记，但是若从上方俯瞰，该建筑又是一座有中国特色的四合院建筑，很是别致，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受到洋务思潮影响的民族工商业先驱者，其思想审美特点在建筑上面的投射。
以上所举几类祠堂，不仅是惠山古镇的代表性祠堂，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也体现了无锡的历史发展和独特的文化印记。泰伯奔吴并以周礼治吴，开启了吴文化的源头，拉动了中原与吴地两大板块的文化交融，形成了无敌文化善于吸纳借鉴异质文化的优秀传统。孝子华宝的孝义行为吴地百姓所景仰，也体现了维系传统社会道德秩序和家庭伦理、乃至社会和谐的重要内涵。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文化”表现出吴地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良心，其务实创新、经世致用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吴地善于审时度势、敢于弄潮的工商实业家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行的重要动力，他们不仅将吴地文化尚德、务实、灵动的优秀传统融入到近代工商文化之中，使之发扬光大，成为无锡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
三、惠山祠堂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解读
惠山，自古被人们尊为龙脉之地，俗称九龙山，也是名泉胜地之所在。惠山古镇，因祠堂而成，因祠堂而兴，融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于一体，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在不足0.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此密集地分布着118座祠堂花园，实为世间所罕见。这些祠堂从唐宋延至近代，所祀人物除了本地历史文化名人，还有近半数的祠堂所祀为外籍人物，大多为其后裔迁锡后所建，在文化精神上不仅集中体现了尚德尊贤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是吴地族群文化、民俗文化的集中反映，并且惠山祠堂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管理者的因素，还延伸出独特的建筑文化、泥人文化和成语文化。
（一）吴地尚德尊贤精神的充分展呈
祠堂，是中华尊贤敬祖文化传统的体现，惠山祠堂文化在总体上与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尊贤尚德”，是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审视之，则会发现其不同之处。在充分展示了尊贤敬祖精神的基础上，惠山祠堂文化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可以归纳为六个“最”：祠堂数量最多；排布密集度最高；涉及历代人物姓氏及名人最多；历史沿革最久；建筑形态最为丰富；集存最完整。
虽然，祠堂的诞生与特色虽然以家族为单位，但凸显出来的却是尊贤礼士、崇文重教、忠孝仁德的道德理念。吴地有着悠久的尚德敬贤传统，从远古时期泰伯奔吴、三让天下的“谦让”“至德”精神，到延陵季子“后三让”及其“季子挂剑”的诚信精神；从历朝历代清正廉明、执政为民的好官，到不同时代高风亮节、成就卓著名满天下的高士名人；从忠孝爱国、诗书礼家的名门望族，到近现代民族工商实业家的接触代表，乃至恪守妇道的贞节女性，都是民间百姓尊重敬仰的人物。其祀主中，有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实心任事的好官，如海瑞、邵宝、李金镛、于谦等；有忠义报国、舍生取义的忠臣名将，如李纲、岳飞、杨邦义；有以道德文章、优秀人品著称于世的仁者名士，如朱熹、廉洁、司马光；有心怀天下、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如顾宪成、高攀龙、顾可久、黄斗南、张柬之；有文坛星宿、名满天下的文人，如苏轼、周敦颐；有琴棋书画享誉艺林的高士，如倪瓒、王绂；也有敬老爱幼、忠孝仁义礼家的普通平民，如华宝、因为道德品行高尚而成为家族后人敬慕的先祖，并以其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
祠堂祭祀的祀主，虽然时代、身份、地位、影响各不相同，但是从文化的取向看，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反映出尚德尊贤、忠孝正直的道德崇尚，表现出中华民族尚德尊贤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
（二）吴地族群文化的集中体现
惠山古镇祠堂群，是中国祠堂文化衍变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见证，体现了忠孝节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儒文化的价值观，也是吴地族群文化的集中体现。同时，惠山祠堂对中华文化谱牒学研究也有很高价值。
祠堂在传统文化中有着祖先崇拜、宗法伦理、修谱议事、礼法教育等方面的普泛性意义和功能，除此之外，惠山祠堂群中有些祠堂，则是因为历史、文化、著名事件等原因，在民间有着别样的影响和意义，在地方文化中具有典型代表性，通过对这些祠堂的分析，可以窥见其不同一般的文化内涵。
从历史角度看，种类丰富、功能齐全的惠山祠堂群落首先彰显的是江南吴地特有的一种族群文化，以下就结合祠堂的多种功能挖掘惠山祠堂所蕴涵多层的族群文化信息。
“认祖归宗”的家国情怀乃是族群文化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祠堂的祭祀功能。祠堂乃“一地一家血缘亲属集团用来尊祖敬宗、血脉崇拜的圣殿”，（张永初《惠山祠堂》）每逢清明或冬至这些传统的祭祀先祖的节日，惠山古镇人群络绎不绝，各宗族祠堂内香烛缭绕，气氛庄严肃穆，祭祖仪式成为惠山古镇祠堂群不可或缺的活动。除宗族家庭祭祀外，历史上惠山一带，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俗称“八谢”盛会。惠山祠堂中共有十座“神祠”，所供奉的神灵以东岳庙的黄飞虎神职最高。相传
惠山祠堂无论“公祠”还是“私祠”，供奉和祭祀的人神，或“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或“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皆为忠臣、良将、清官、廉吏以及先贤、名士、英雄之类。他们中有吴地开创者俗称“让王爷”的泰伯、“清白传家”的汉太尉杨震、抗“安史之乱” 殉忠的唐御史张巡与唯阳太守许远、宋代“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理学先驱周敦颐、集大成者朱熹、疾恶如仇的“青天”海瑞、明代“留得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抗击“阉党专政”的高攀龙、“天下第一清官”叶茂才、抗倭英雄王其勤及其36义士、毁家筑城的薛氏三义士、近代为百姓捐资建造吴桥的徽商吴子敬等。族人在祈求先祖庇护的祭拜仪式中不仅感受到源自血缘宗亲的凝聚力，更能获取德行出众的祖辈先贤所给予的精神滋养。
祭祀、修谱之外，祠堂还承担着育才助学、学教礼法，维护宗族家庭文化的重要功能。吴地向来有着深厚的“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的教育传统，名门望族通常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培育。古谚云“风水眷顾，必出俊彦”，惠山祠堂的修建者们显然希望这带宝地的好风水能为家族子弟成才出息助力，惠山祠堂中为数不少的书院祠正是这种地方族群文化的生动印证。比如说，始建于1516年的二泉书院，从惠山上残存的海天石屋及听松坊书院遗址看，当时的范围很大。据史料，有海天亭、超然堂、点易台等十五景。邵宝在此讲学十一年，教导学生“道德至上，功名次之。”邵宝病逝后，后人将“二泉书院”改为祭祀他的祠堂。惠山祠堂所祭祀的先贤中，学者名士不在少数，如范仲淹、周敦颐、朱熹、高攀龙等。封建科考史上，无锡一地就出过538个进士，其中状元5名，分别是宋代的蒋重珍，明代的孙继皋，清代的邹忠倚、王云锦、顾皋，赢得“状元之乡”的美誉，惠山祠堂也功不可没。子弟发奋读书提供条件优良的场所之外，祠堂另一种范围更广泛的教育则是在宗族举办重大活动、议决重大事务、裁测重大事端时为族裔示范礼仪、执教礼法。一批名士祠、孝子祠、节妇祠等，在维护族群道德伦理秩序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教化示范作用。
（三）廉政文化的重要展呈
惠山古镇的祠堂群，还集中显示了民间对执政为民、秉公执法的廉官的尊敬，对今天有着极大的警示和启迪价值。
走进一座座祠堂的大门，一系列陌生又熟稔的历史人物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宋代名相李纲、理学大师朱熹、铁面清官海瑞，清廉自守的周敦颐，刚正不阿的顾宪成、高攀龙，两袖清风、淡泊明志的于谦，勤政爱民的李绅，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实心任事的李金镛……，他们有的官职卑微，有的位高权重，形貌个性迥然相异，却同样赢得了后人的崇敬。这些大大小小、比肩而立的祠堂，既是百姓对他们无言的褒奖，也是祀主最好的历史丰碑。
光霁祠的祀主周敦颐，是著名的《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是北宋著名哲学家，理学大师，更是一位有着“出淤泥不染”高洁情操的官员，任职期间他“为政精密，务尽道理”，恪职清廉，一次病中，同僚潘兴嗣前去看望，发现周敦颐家中竟然衣物不过顾端文公祠，高忠宪公祠，是为东林党人两代领袖人物顾宪成和高攀龙而建。顾宪成曾任明万历吏部文选司郎中，高攀龙则是明熹宗时的左都御史，二人都性情耿直，忧国忧民，为官清正，不徇私情。罢官回乡后在东林书院设坛讲学，针砭时弊，为民疾呼，东林精神伴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遍天下，成为后世文人尊崇的至高境界。
邵文庄公祠的主人是无锡人熟知的邵宝，这位官至明朝礼部尚书的高官，不仅是二泉书院的缔造者，更是一心为民谋福的好官。在任期间，他兴水利，立社仓，除盗贼，反迷信，清正廉明，因拒绝重金贿赂，依法严惩违法豪绅，而赢得了“千
李忠定公祠所祭祀的是李纲，南宋开朝宰相，著名的抗金英雄，一身正气，保国安民，勤俭质朴，被誉为“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尊贤祠祀主李绅，为唐开元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为官四十余年，虽位高权重却心系百姓，悯农疾苦，他的《悯农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流露的“悯农”情怀，赢得了百姓的真心爱戴。
顾洞阳祠祀主为顾可久，他是海瑞的老师，其人为官清正，不阿权贵，不畏权重，耿直敢谏，是明代著名的“锡谷四谏”，“嘉靖四忠”之一。正德、嘉靖年间，顾可久因多次上疏直谏而被朝廷施以廷杖，却仍然坚持正义、恪守原则。这座顾洞阳祠是后世百姓对这位不屈不挠、秉公进言者发自内心的褒奖。五中丞祠所祭祀的海瑞，是明代著名清官，史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为官以刚直不阿、铁面无私著称，百姓称其为“海青天”。陆忠宣公祠的祀主陆贽，是唐后期著名贤相，他深知“贿道一开，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而大胆当廷拒绝皇上恩准收纳他人礼物的谕旨。苏氏宗祠祀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词人苏轼，他为官40余载，关心民间疾苦，为民谋福，而自己始终保持勤廉节约的知识分子本色。
范文正公祠的祀主是苏州人范仲淹，他不仅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其为官的三十余年中，始终秉公执政，一心为民，《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佳句，既是他高远博大情怀的写照，也成为历代为官者仰慕的高标。官员杨震，有“关西孔子”美誉，他历任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乐于清贫，甘于清苦，清白传家。一次，受到杨震举荐的县令王密，深夜奉上黄金十斤，并说无人知晓，请杨震收下，以谢举荐之恩。杨震严词拒绝道：“你的行为，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羞愧的王密只得携金而退。后人为此专立“四知堂”以记之。
司马温公祠的祀主司马光，乃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还是《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他官至宰相，却不嗜华靡，清廉简朴。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说的是官至高位司马光，在妻子去世后竟然无钱安葬妻子，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司马光任官近40 年，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其清廉美德可见一斑。嘉祜八年，宋仁宗曾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司马光却不为所动。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照顾司马光，也遭婉拒。他说“吾数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他呕心沥血撰修的历史名著《资治鉴通》，与其公正、廉洁、勤俭无私的品格长存人间，司马光的廉政故事也对现世具有重要教育意义。
于忠肃公祠祀主乃明代正统年间的著名清官于谦，曾任陕西巡抚、监察御史。十六岁时，他就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生格言。明王朝危亡中，于谦临危受命，成功指挥了京城保卫战。于谦为官清正，既不收受贿赂，也拒送官场人情。当时，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上司多献以珠宝白银，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却从不带任何礼品。同僚好心相劝“你不献金银，也该带些地方上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于谦却笑着抬起衣袖风趣道“带有清风！”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于谦还有《入京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正如司马光所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惠山古镇的这些历朝历代廉官，为官清正，乐于清贫，一身正气，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远境界，承载着江山社稷的重托，肩负着黎民百姓的希望，成为中国历代清官廉吏的典型，更是中华廉政文化的杰出代表。虽然这些廉吏的身影早已远去，但他们崇高的道德追求、高远的操守情怀，却在惠山祠堂群留下了深刻的镌痕。祠堂既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展呈；是公德的赞美诗，也廉政的纪念碑。历经风雨沧桑、祠堂群用它们的默默矗立，告诉今人一个永恒的真理：“德承千古，廉颂天下”。
（四）谱牒文化的重要价值
“认祖归宗”的情结是维系族群的纽带，也是族群文化的内源支撑。作为民间百姓“认祖归宗”的主要凭证便是家族的宗谱。宗谱，也称谱牒，往往珍藏于家族的祠堂中。除此之外，祠堂中还常常珍藏有历代宗亲之间口耳相传的“族规”和“家训”，其间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汇聚了百姓人家千锤百炼得来的生活智慧和经验。
宗谱、族规、族训（家训），是构成谱牒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们被存放保存于祠堂之中，为历代所珍视，是族群文化的重要凭证、家族文化灵魂之所在，也是地方民俗文化重要的文字佐证。有学者认为，祠堂与国史、地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主流文化，而祠堂正是宗谱编修、珍藏的重地，惠山祠堂所存资料自然也不例外。据太湖明珠网
惠山祠堂群的声名鹊起，在无锡掀起了一股“追根寻祖”的文化热潮。在张文贞公祠、浦长源公祠等祠堂建筑的修复过程中，有一些湮没已久的碑刻铭文被发现，这些遗存，为了解、研究地方、家族的沿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目前，祠堂的修复和修谱已经告一段落，存放于无锡图书馆典籍室内的大量家族、族谱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历史悠久的家庭又开始了“续谱”“修谱”热，媒体称“祠堂修缮和寻根活动正呈良性互动之势。”(《无锡日报》汪自力《惠山祠堂声名鹊起 无锡掀“追根寻祖”热潮》)
修撰宗谱，民间称为谱牒文化，大家族每隔一段时间便要组织精干力量，在宗祠内修撰宗谱，以追踪宗族支脉繁衍伸展的轨迹，发现记录族中杰出人物事迹。每当修撰印刷完毕，全族汇聚祠内，举行庄重仪式，由最受敬重的长者向各支脉家族颁布新谱。在无锡仪式结束后，还要举家排筵庆贺，邻近的宗族乃至官府也要送礼相庆，反映了民间伦理观念和传统文化对家庭、宗族的重视程度。2009年，媒体向外界披露了惠山祠堂群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政府向民间征集文物资料，很快就有有60多个姓氏家族后人表示要捐款、捐物、捐谱，其热情可见一斑。可以说，惠山祠堂群既是历史文化的宝库，也是一座“中华谱牒文化的博物馆”。
（五）祠堂群的建筑审美文化价值
惠山古镇的祠堂建筑,折射出浓郁的吴地文化特色、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深邃的文化底蕴，是研究和发掘吴文化的宝库,也是研究传统建筑文化最好的实体依据。无锡作为近代以来工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水巷曲弄、粉墙黛瓦”的传统街区格局中烙印着农工商贸的综合印记：北塘运河两岸米码头、布码头因河成市，街道沿河分布，民居枕河而建，甚至祠堂群建筑也与水紧紧相依，充分体现出江南水文化的特点。惠山古镇的亭、台、楼、阁、寺、园、桥、榭，以及戏台、古树名木等一起构成了祠堂群的总体建筑形貌。走进古镇,如同步入一条历史的时光隧道,历时一千二百多年的建筑，遥远、陌生而又熟稔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真实领略到传统建筑艺术的魅力。
从地理环境看，祠堂群的地理条件极为优越，依山傍水临泉，风景优美，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堪舆学的风水观念。乾隆帝几下江南均在此驻足，并写下“惟惠山幽雅娴静”的感受。惠山祠堂群建筑，高低错落、次第相接，无一相同，祠堂之间辅以桥、亭、戏台、牌坊等建筑，给人繁复而美好的视觉感受。
虽然这些祠堂是在一千多年中陆续完成的，但是建筑之间却有着惊人的和谐性，其空间肌理与秩序搭配非常合理，各种祠堂都能依据不同地形条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巧妙地处理地形地貌、借山借水借景，让建筑与环境巧妙融为一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的艺术追求。游人在这里，移步换景，可以感受到十分多元的空间意象，同时，院落空间布局形式、祠堂型制十分多样，建筑装饰别具特色。祠堂建筑的装饰上，也充分体现出向善、崇德、敬祖、忠孝的文化取向，富于教化意义。
祠堂的形制、规格也真实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等级制度，因为祀主身份地位不同，建设者经济实力的差异，豪门巨族的祠堂往往高大气派，祠堂建筑往往辅以园林山水，亭台水榭，曲径通幽，如祀主为李鸿章弟的李鹤章祠（李公祠）。甚至园内设有戏台，以供先贤看戏，如杨延俊祠（潜庐）。有的望族甚至一族数祠，如杨家一族四祠。而一般人家则盖座房子，供奉排位，摆上香案，也就是祠堂了。
祠堂的建筑形貌也折射出时代的风潮影响和建设者的观念喜好。以当地巨族杨家为例，原先在惠山河塘边就有祠堂“潜庐”，这是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筑物，属于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主厅称“留耕草堂”，为八世祖杨延俊祠。园内建筑布局有望山楼、丛桂轩、门厅及戏台等建筑，池塘、回廊、亭桥、湖石、花木布局紧凑合理，小巧玲珑，园内景色与锡山秀色浑然一体，古朴清幽。而“潜庐”之名，也表现了杨延俊不恋官场，大隐于市的为人。清道光年间（1912），杨家又在留耕草堂斜对面河岸建造了杨藕芳（宗瀚）祠。杨宗瀚与父亲不同，曾在李鸿章府内任职，深受洋务思想影响，也是台湾铁路的修建者和无锡第一家民族企业的开创者，所以这座祠堂外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正面是一座西式二层楼房，从空中俯瞰则又是一座合围的中式庭院。院内的廊柱，一半砖砌，一半木造，建筑风格为典型的中西合璧，鲜明体现出民国时期西洋文化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这做祠堂也不单纯用于祭祀，而是纺织行业协会经常活动的地方。
关于惠山祠堂群的建筑特色、空间肌理等，过伟敏、吴珏等等建筑艺术设计方面的专家，曾有过详细论述，此处不作赘述。
（六）祠堂文化的副产品——“成语文化”和“泥人文化”
（1）成语文化。
惠山祠堂群的文化底蕴深厚，有不少耳熟能详的成语典故便出自这些祠堂祀主，因此，也有人将这里称为“成语宝库”。如成语“
“两袖清风”出于明正统年间清官于谦，拒收贿赂、拒送人情的故事，当时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上司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同僚相劝曰“你不献金银，也该带些土特产之类，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抬起衣袖风趣道“带有清风！”两袖清风的成语从此便流传下来。于谦还有《入京诗》曰：“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典地葬妻”的成语，说的是司马温公祠的祀主司马光在妻子去世后，作为清官的他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典当三顷薄田置棺理丧。司马光任官近40 年，且位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这些典故历史，不仅让人深思。
（2）泥人文化。
惠山祠堂群的形成与延伸，还衍生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族群文化特征的民间艺术——“惠山泥人”，及其带有鲜明平民文化特色的“泥人文化”。
惠山泥人，是一种手捏泥塑工艺品。惠山祠堂群能够历经千年而能保存至今，与一个特殊的群体有这密切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祠丁”。旧时，看守祠堂的人被称为“祠丁”。一般大户人家的祠堂会聘用祠丁守祠，祠丁的日常工作是洒扫庭院，以保持祠堂的卫生，逢到清明前后，祠丁还要接待祠主，布置祠堂，协助祠主安排祭祀活动。祠丁与祠主的关系比较固定，一般来说是一种世袭承继关系，数代不变。据无锡“祠丁家族”的第四代传人、曾看护“倪高士（倪云林）祠”的龚炳锡老人回忆，祠丁的收入很低、生活比较清苦，一个祠丁每年可以从祠主那里得到的守祠报酬为“三石
惠山泥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工艺日渐精湛，造型日趋完美，产量日趋扩大，终于成为与“天津泥人张”媲美的南派泥人艺术高地，故有“北有泥人张，南有惠山泥人”之说。惠山泥人主要包括人像、佛像及各种动物泥塑造型，从制作角度划分，用模具批量加工的称之为“粗货”，而由艺人手捏创作的称为“细货”。
“粗货”其实表面并不粗糙，多取材于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只是简化了工艺而已，但价格实惠，受人追捧。因“祠丁”泥塑艺人生活于社会底层，与百姓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因而那些被赋予迎祥纳福、避邪消灾的寓意的泥娃娃格外受到民间百姓的欢迎，尤以团头虎脑的“大阿福”为代表的泥人最受人喜爱。泥娃娃的造型也生动反映出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平安的民间族群文化信息。
泥人“细货”较费时间精力，属于艺术创作范畴，题材多取自戏文故事，故也称为“手捏戏文”，手捏泥人造型细腻生动、惟妙惟肖，得到诗人“款款纤腰掌上珍，琅珏为骨水为神……”的赞叹。今天，惠山泥人已经成为无锡城市文化的标点，它的诞生、成熟、升华，与惠山祠堂文化之间有着直接的因缘关系，也透露出文化之间的神秘渊源。而泥人文化中祈求平安、富足、吉祥、安逸、朴实的平民文化特色，也显示出无锡的历史遗痕和城市的品格。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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