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山矿人”—— 薛桂轮

陆 阳  薛中越 / 文

    薛桂轮，字志伊，号环五，1893年9月22日出生于无锡玉祁街道礼社。民国时期著名的矿物学家。

　　辗转求学
　　薛桂轮兄弟姐妹五人，居长。薛桂轮幼年进入薛氏义塾开蒙，1907年去往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附属小学读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高等实业学堂易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再次易名为交通大学）。7月，薛桂轮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插班进高等科三年级就读。
　　1914年7月，薛桂轮在清华学校毕业。8月15日，包括他在内的共97名清华学子，在上海乘“中国号”邮轮赴美国留学。这批留美学子，日后立业成家的大有人在。如儿童教育家陈鹤琴，逻辑学家金岳霖，微生物学家戴芳澜，南京中山陵设计者吕彦直，实业家胡光麃，农学家钱天鹤，建筑专家关颂声等。在同批出发的清华女生中，则有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陈衡哲、著名音乐教授周淑安等，还有后来成为薛桂轮妻子的林荀。同船赴美留学的还有十多位自费男女学生，中间就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经过二十多天的航行，“中国号”邮轮在9月7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次日，全体同学乘火车去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学生们在此分头去往各自就读的学校报到入学。薛桂轮等四位清华同学去往果登市科罗拉多矿业学院。薛桂轮进二年级学习矿物学，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五年留学生涯。
　　1917年夏，薛桂轮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本科毕业，是年秋，薛桂轮进麻省理工学院采冶系深造，次年夏获科学硕士学位，再入哈佛大学，再获科学硕士学位。这样，薛桂轮在美国留学期间获得了“双硕士”学位。
　　1919年8月15日，薛桂轮与一批学成的清华学子，一同乘坐邮轮从美国回到上海。
　　第二年春，薛桂轮与林荀在上海结婚。林荀，早年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是清华历史上首次招考的9名专科女生之一。在美期间，就读于威尔斯利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大学任教
　　婚后不久，夫妻俩相偕北上天津。薛桂轮在海河工程局任职。
　　此时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人心，“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思潮风起云涌。薛桂轮认识到“欲振兴中国，非开发边疆不可，欲开发边疆，非首创矿业不可”，他为自己订下了“三不”原则：（1）不做矿学本行以外的事；（2）不到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经营的矿厂去工作；（3）不到中原地区的矿厂去占位置，而要到边疆去开发矿产。
　　在天津时期，薛桂轮结识了河南安阳六河沟煤矿董事长、实业家李组绅。1919年，严修与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李组绅钦佩于两位先生办学之热诚，决定每年捐资3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置矿科专业。
　　1921年9月1日，南开大学新生开学典礼。薛桂轮作为新聘矿科主任教授“登台亮相”，作“矿科之重要性”演讲。那一年，他28岁。
　　矿科新设，百事待举。据薛桂轮回忆：“所教课程都是仿效美国矿冶学院，用的教科书也是美国出版，连仪器、机械以及各种矿物和岩石标本也是美国产品。”由于教师人手少，薛桂轮不辞辛劳，一个人教授水力学、矿物学、冶铁炼钢等等多门学科。
　　在暑假期间，薛桂轮带领学生到北京三家店、门头沟一带调查地质状况，并去门头沟九龙山、秦皇岛柳江与临城煤矿等华北一些矿井实习。日后，他如此回忆：
　　“我对矿科学生也只时时勉励他们专心钻研科学技术，不谈时事，不讲政治。还始终不放暑假，于四年学制内利用三个暑假，由我亲自率领他们到华北各地本国实业界自办的煤矿，实地练习测量、采矿选煤方法与调查地质工作。”
　　薛桂轮主持下的矿科，得到了张伯苓的首肯。他说：“论起精神，矿科最好。它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想矿科每个暑假有练习，同学得在一块儿玩耍或讨论，所以其乐融融，感情甚好。”
　　1925年暑假结束，薛桂轮离开了南开大学，先后辗转辽宁锦西、山东章丘、河北临城等地煤矿担任工程师。三年后的1928年，他再次进入大学任教，这次向他发出聘书的是地处沈阳的东北大学，聘请他担任工学院采冶系主任兼教授。
　　东北大学成立于1923年4月。到了1928年，由张学良将军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时，东北大学名师荟萃，俊才云集，其中就有国学大家梁漱溟、章士钊、黄侃，数学家冯祖荀，化学专家庄长恭、吴蕴初，心理专家陈雪屏，体育专家郝更生以及刚刚留学归国的建筑精英梁思成、林徽因等。薛桂轮妻子林荀也在校担任英文三角讲师。
　　对于薛桂轮在东北大学的教学活动，学生董蔚翘多年以后有过这样的回忆：“余弱冠受书，即有志于科学，在东北大学习矿冶时，曾受孙师昌克、薛师桂轮之倡导和鼓励，对石油更发生兴趣。孙师曾演讲‘石油与国防之关系’，薛师曾演讲他的主张‘边疆主义’，鼓励青年不怕吃苦，到各处去探油，和到边疆去开矿，既可开发矿产资源，又可充实边防。”董蔚翘从东北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陕北、四川、玉门、台湾的钻采工作，成为我国石油工业拓荒时期传奇性的开拓者。
　　1931年暑假，薛桂轮率领部分采冶系的学生组成探矿团，一路北上，来到黑龙江漠河的老沟地区探测金矿。老沟，荒无人烟，沟深林密，常有野兽出没。薛桂轮和学生们露天宿夜，并身历深林迷路，丛岭遇虎的惊险环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让刚有起色的探采事业戛然而止。薛桂轮不由感叹：“九一八事变，予适在漠河探矿，方期按步发展，克遂初衷。讵意局势日非，前功尽弃。国患家难，萃于一身。”（薛桂轮：《西北视察日记·序》）

　　入政商界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铁蹄悍然踏进了东北三省。东北大学被迫内迁北平，工学院的建筑系和采冶系停办，薛桂轮无奈回到上海，不久进入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从此由学界转入政、商界。抗战爆发后，薛桂轮被派往昆明，任云南省盐务管理局局长。
　　1939年上半年，一家名为“中国兴业公司”的企业在重庆成立。这家公司由民营实业家和国民政府共同参股设立，下设钢铁、电业、矿业三部。时任经济部长翁文灏对薛桂轮十分看重，直言“薛君，矿界中之教育家兼实行家也”，因而聘请他出任矿业部负责人。中国兴业公司成立后，矿业部勘办涪陵铁矿、叙永粘土矿、铜梁煤矿等，还投资参股重庆三才生煤矿，由薛桂轮兼任总经理。三才生煤矿改组后，进行了一系列扩充改造，产量有所提高，有力支援了抗战。
　　1946年，回到上海的薛桂轮，进入上海保丰纺织漂染厂任电气工程师。这家工厂，由无锡唐氏家族创办，当时的掌门人正是薛桂轮昔日的清华校友唐星海。
　　解放后的1952年，薛桂轮回到无锡，作为资方代理人进入唐氏的庆丰纺织厂，但没有股份。无锡庆丰纺织厂公私合营以后，继续在厂里任工程师。1958年春，他写信给地质部长李四光，要求参加无锡地质勘探队，以65岁高龄翻山越岭达三年之久。此后又回到无锡庆丰纺织厂，担任中层干部。
　　1963年元旦，他退休回到上海定居，1979年5月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

　　“锡山矿人”
　　在教学、勘测之余，年轻时的薛桂轮笔耕不辍，围绕矿学公开出版了多部专著和诸多论文。
　　《国际矿产问题》，正是他的代表专著，这是他在任教南开和东北大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在该书的前言，他开宗明义指出：“国际矿产问题，小则关系一国之强弱，大则影响世界之安危。”他列出了我国21种矿产资源在世界上的比例，得出结论：“由此观之，吾国矿产，实甚丰富。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发展之地尤多。果能依照上列补救方法，次第实行，岂特足以自给，抑且可以济人，岂特可于世界竞争场上居不败之地，抑且能于国际矿产联盟席中建伟大之功。”1927年，《国际矿产问题》完稿后，在《经济半月刊》杂志上连载四个半月。1929年8月，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单行本，一时颇受学术界同行的关注。
　　“欲振兴中国，非开发边疆不可，欲开发边疆，非首创矿业不可。”薛桂轮对边疆的开发也投去了关注的目光。
　　1927年，薛桂轮翻译并注释了印度达斯著《英国侵略西藏史》，在天津《国闻周报》第4卷分三次登载。后于1934年又出版单行本。
　　与此同时，薛桂轮还利用工余时间，搜集资料编写了一本《新疆问题》的小册子，1927年3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再次出版该书，且被列入国民外交小丛书之一。该书重点叙述新疆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提出要关注新疆的边防、种族、矿产三大问题。其中谈到：“边防也，种族也，矿产也，俱新疆省之大问题。此三大问题得圆满解决，斯新疆问题亦得圆满解决矣。三者俱属切要，似无先后缓急之分存乎其间。”“嗟嗟！新疆问题，大矣，急矣，蔑以加矣。而吾国人之视线，似犹鲜有及之者。”
　　1933年7月，国民政府委派黄慕松赴新疆宣慰，薛桂轮以参议身份随团前往。宣慰团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行，中途遇新疆政变，辗转返沪，全程6210公里，历时近两个月。薛桂轮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沿途所见所闻，重点对新疆及西北各地盐务、矿务、农业、气象、政治、教育等情况作了一一概述。这些日记，后来以《西北视察日记》为书名，列入“申报丛书”第21种公开出版。
　　意犹未尽的薛桂轮，接着又撰写了论文《开发西北的原则》，提出了发展西部以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认为，西北五省“为唇齿之互保，辅车之相倚。……欲解决任何困难，必须以西北全局为先提”。他在分析了五省在地理、物产、种族等方面的共同点后得出结论：“开发西北必须有整个计划。凡百设施，必须以全局为范围，切不可仅以一省和一区为目标。”同时，他还强调了心理建设的重要性。所谓心理建设，即“变贪懒苟安之心理，为发愤自强之心理也。变故步自封之心理，为通力合作之心理也。变汉回交哄之心理，为汉回共和之心理也”。
　　纵观薛桂轮的一生，由学界，到政界，再到实业界，经历坎坷而曲折，但他对矿物学始终情有独钟。他自称“锡山矿人”，并专门雕刻了一方印章，时常带在身边。“矿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正是对他一生最为形象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