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抗日游击基点：争取、改造游击武装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关于“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的指示，号召”全党要为着开拓乡村工作这个中心任务而努力。”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接上关系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会”）的名义，直接抓创建抗日武装和争取杂色武装的工作。无锡县委和“武抗会”派到无锡的干部，深入到各游击武装中开展争取工作。

    沦陷后的无锡四乡，有国民党部队丢弃的大量武器，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一些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自发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寻找党的领导，一些地主乡坤和国民党军官组织的游击队，虽存在着倾轧、封建等劣根性的一面，又颇多具有民族感和抗日意识的一面，这些都是争取游击武装的有利条件。但是，“忠救”抢先在无锡地区扩充势力，无锡地区党组织重建迟，争取游击武装慢了一步，加之由于国民党三战区的种种限制，新四军正规部队尚未到达，这给争取游击武装带来了不利因素。

    中共无锡县委运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同“武抗会”派到无锡的干部配合默契，发挥“抗联会”的作用，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控制和掌握了实力较强的锡东、锡北的游击队，带动和影响了锡南和锡西的一些游击队，逐步形成了党在无锡地区游击武装中的领导地位。

    梅村强学曾联防大队，在县委建立前已改建为无锡国民抗敌自卫大队。县委在梅村立足后，把该队列为重点争取改造的对象。一方面继续通过陈枕白、李哲先等对强学曾等上层人士加强联络、教育工作，促使他们继续保持和坚定抗日立场；另一方面派干部整顿部队，组建一个直属中队，并在其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直接掌握了这个中队；再一方面派出政训员和文化教员，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一些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克服部队松散、纪律不严等不良倾向，并组织和训练了不脱产的后备队，扩充了后备力量。在对强学曾部的上层、中层和下层广泛开展工作后，无锡县委直接控制了这支地方游击队。

    锡北的陈凤威、严公伟、朱若愚3支游击队，已被“忠救”十支队收编。县委建立后，党的干部深入到“忠救”这些中队中去开展工作。1938年冬，王承业由陆富全引路，到接受“忠救”十支队二大队五中队番号的陈风威部开展工作，共同商讨摆脱“忠救”的办法。五中队副中队长陈风威和副官特务长张卓如根据王承业的意见，开展争取中队长杜宽，加强政治工作，扩展队伍、扩大活动范围等工作，不久就脱离“忠救”南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队伍出现分化，但南移后经整顿训练，县委又调在邓本殷部工作的党员钱冰去该队任指导员，队伍素质有所提高，全队人数也扩大到130余人。此外，县委还派严振山到“忠救”十支队二大队六中队的严公伟部担任军需；派季楚书到“忠救”十支队三大队九中队的朱若愚部，共同做三大队副大队长尤国桢的工作，季楚书担任了尤国桢的秘书，进一步激发他的抗日热情。这样，无锡县委掌握了“忠救”十支队的五、六、九3个中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尤国桢及由他带领的除奸团亦受共产党影响，积极抗日。

    与此同时，县委和“抗联会”还派人到锡东甘荡地区的杨忠部，锡南的颐复兴部、黄达三部、石渊如部，锡西的周阿福部、徐梅初部等广泛地开展争取改造工作。这样，县委在立足梅村重点争取强学曾部的同时，向东、南、西、北四乡的游击队开展工作，努力把他们纳入一致抗日的轨道，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武抗会”同时在无锡开展争取游击队的工作。1938年8月，“武抗会”派中共党员陈达（又名杨进）带领几名进步青年到无锡鸿声的邓本殷部开展工作。邓本殷，广东人，原是北洋军阀时期旧桂系军阀洪兆麟部下的一个将领，曾做过海南岛琼崖镇守使，后寓居上海，被鸿声的豪绅请下乡后，集国民党散兵，拉起一支300余人的队伍，自称江浙游击军。陈达到邓部后加强对部队的抗日宣传教育。此后，县委将陈宜民、王赓唐、钱培钧等10余名青年安排到邓部做政治工作，还从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大队调诸振邦去任政治部副主任辅佐陈达。在“武抗会”和县委的共同努力争取下，该部提高了抗日意识。

    1938年春，“武抗会”还陆续派共产党员何克希、昌平等到澄西梅光迪部工作，举办青训班，培养青年抗日军政干部。随后何克希将梅光迪部、朱松寿部、青训班这三部分武装力量拉上茅山整训。陈毅授予该部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简称“江抗”三路）的番号。1939年初，“江抗”三路奉命挺进武南、锡西地区，做锡西地方武装“十镇联防”的团结争取工作。

    在县委和“武抗会”的工作下，无锡地区的游击队增强了抗日意识，提高了军事素质，积极地开展军事行动。强学曾部夜袭南门外黄泥桥日军据点。邓本殷部在强学曾部配合下在梅村放鹰桥袭击下乡骚扰的日伪军；在鸿声鸿山挫败了日伪军的进攻；在锡澄路西胶山伏击日军车队；在锡东击毙汉奸朱冰蝶，并瓦解了该部伪军，防止了日伪势力的渗透。陈凤威部在集贤坟伏击日军，在杨亭一带反“扫荡”中打击日伪军。尤国桢和他带领的除奸团，在苏锡公路上埋伏，重伤驱车途径的日军指挥官斋藤致死；在城中崇安寺击毙为日军卖命、作恶多端、诨号“沙壳子”的伪政务警长吴正荣……游击活动大煞了日伪军的威风，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在无锡人民中产生了相当大的鼓舞作用。游击队在抗日斗争中也得到锻炼，增强了抗日斗志。

    1938年秋以来，无锡县委贯彻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在沦陷区复杂的环境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紧紧扣住“抓游击队”这个中心任务，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使党的组织在无锡站住脚跟并得到恢复发展，群众性的抗日团体纷纷组建并走向联合，游击武装得到争取改造后纷纷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所有这些，标志着以梅村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点已初步形成。这就为不久江南抗日义勇军挥师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以后谭震林来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